“進善之旗、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是遠古一種輿論監督和糾察的措施。據史家司馬遷說，這是大聖人堯的偉大發明，意在聽取四方意見。如果對當政者有意見，就可以在旗下評論是非，提出意見，這麵旗就是進善之旗；宮門外樹一個木柱，上有一塊木板，人們可以在木板上寫字，對當政者提出批評意見，這就是誹謗之木；如果有什麼好的建議，可以擊鼓，當麵給當政者提出建議，這就是敢諫之鼓。王莽也設立了“進善之旗、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意欲與聖人比肩，但卻壓根不想讓它們發揮作用。大臣素知王莽秉性，又懷有畏懼之心，無人敢言。
王莽以《周官》和《王製》為藍本，開展複古的換名活動。中央官製方麵，形成了四輔、三公、四將、九卿、六監的中央核心官製格局。王莽篤信儒家聖人所說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幻想自己能夠使新莽帝國真正達到空前的“大一統”。王莽一時頭腦發燒，降格處理昔日“不合時宜”的分封，改王成公，改王成侯，由此得罪了不少新莽帝國的開國王侯，給邊疆帶去極不安定的因素。
王莽對地名和官爵名等也進行了大規模的複古。由於崇拜古代聖製，所以，職官的名稱采用傳說中堯舜時代的官名，如羲和、納言、秩宗、典樂、共工等。地方行政區劃和官員的名稱通通改為古代稱謂，往往一個郡的名稱變好多次，許多名稱變得不倫不類，官員和百姓都不知詔書中的地名是指哪個地方。換名活動既嚴重地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影響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王莽參照《尚書·禹貢》相關記載改革祿製，把爵位分為5等。公爵食邑10000戶，封地100裏；侯、伯食邑5000戶，封地70裏；子、男食邑2500戶，封地50裏。王莽實際所授爵位有14公、93侯、21伯、171子、497男，共796人。這一改革，不僅受封者不滿意，還因開支過於龐大，國家亦難承受。王莽遂又倡議減俸，但官員假公濟私，貪汙受賄，不給予配合。
王莽還擅改邊地屬國的稱謂。匈奴是中原王朝的宿敵，據說，五帝不能使匈奴稱臣，三皇不能征服匈奴。漢武帝時，為征服匈奴，舉天下之財與匈奴爭雄，也沒有達到目標。王莽一心想功蓋三皇，德超五帝，也在匈奴問題上大做文章。王莽派遣五威將到四方頒行符命，收繳漢朝印綬，把匈奴、西域部族的首領地位降格，無視匈奴部族首領個人尊嚴，把“匈奴單於”改為有一種絕對的侮蔑性的稱呼，“降奴服於”。王莽又用新印去換漢朝的舊印，舊印文字是“匈奴單於璽”，新印卻變成了“新匈奴單於章”。王莽還把“高句麗”更名為“下句麗”。僅為了滿足內心的精神勝利，王莽不惜以引發邊疆危機，誘發內亂為代價。王莽對外舉措失當，不僅消耗了新莽王朝大量的人力與財力，也種下內憂與外患並發的禍根。
在經濟改革方麵，王莽也全麵“複古”。他仰慕周代的井田製，天真地認為一對夫婦若有田地百畝，可使生活富足無憂。他宣布土地國有，改稱“王田”，不得私自買賣。一家男子不到8口，占田不得超過900畝，多餘部分要上繳、分給別人。沒有土地的家庭，則由國家統一配給。唐代詩人白居易在其《白氏長慶集》中認為，王莽的井田製是“欲速則不達”。井田製已廢棄千年之久，王莽為革除漢代弊政，竟然複興井田製，讓大量農民和商人失了業。宋人張耒在《張右史文集》中評說王莽，“昔日王莽改用井田製，和後周的房管使用廢棄的車戰之法一樣，盲目嚐試，猶如喪心病狂之人，不顧結果是好是壞，這都是好虛名不顧實利的表現，怎麼能說是小過錯呢？”
王莽仿周製進行了貨幣改革。周代有大、小錢。王莽一改漢代的單一幣製，實行複合幣製。鑄造大錢，重十二銖。另外製造契刀、錯刀。契刀的價值五百，錯刀的價值五千。除通行的五銖錢之外，加上新鑄的大錢、契刀、錯刀，共有4種錢幣進行流通。不久，王莽又改用金、銀、龜、貝、錢、布作貨幣，通稱“寶貨”。通行寶貨共有5物6名28品，這種貨幣製度不僅種類繁多，而且等價繁雜，尋常百姓，不知如何換算，如罩迷霧，使用極其不便。不久，王莽又取消了大小錢，改用貨布和貨泉。王莽在掌權的18年間，先後進行了4次幣製改革。王莽的幣製改革如同兒戲，朝令夕改，無視貨幣流通規律，缺乏穩定性。混亂的幣製不僅導致經濟秩序的混亂，也降低了新莽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