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遠看，乾隆發動的這場征書、查書、禁書和毀書活動，其最大的危害還不在於禁毀了3000餘部書，也不在於4000餘種圖書因不符合封建道德標準和清朝的統治而判為“存目類”，而是在於文化浩劫對知識界、思想界和社會各界沉重的打擊和致命的摧殘。事實證明，乾隆以後，隨著清王朝麵臨的國內外矛盾日趨複雜，統治者再也沒有心思和時間去揣摸文字方麵的細枝末葉時，才發現，中華帝國所落後的不僅僅是在堅船利炮的物質層麵，更加落後的則是在製度層麵和思想文化層麵，這種落後，在乾隆時代就已經注定了。
骨子裏擔心廣大人民群眾對自己的統治存在思想或行動上的威脅，而表麵上還要裝出一副舍我其誰、高高在上、與民同樂的姿態，這才是另類皇帝乾隆的真實麵目。
以巡視的名義
乾隆皇帝在位期間，重大而引人注目的活動是六次南巡，也就是離開北京，長途跋涉數千裏之遙，到江、浙一帶巡視。帝王巡遊，在史前時代和早期國家時期，被稱之為“巡狩”，稍後亦稱“巡守”。它是指帝王作為權力的最高擁有者，本人率眾親到他的權勢所能覆蓋的範圍內（統治區域）內進行的巡視、巡狩、視察等行為。這種行為既可能是早期英雄時代的個人巡遊（包括早期國家時期的遷都尋找穩定的可控製地區），也可能是後世帝王在政局穩定以後，定期或不定期地體察民情、宣威四方的出行。據說史前時代的帝王“五年一巡”，其他四年，各地諸侯王到到京覲見，以示臣服與監察之意。如堯、舜、禹執政時期都曾多年大規模巡視天下，舜帝和禹帝甚至都死在巡視途中。
曆史上，帝王巡遊在唐朝以前比較頻繁，如頗具傳奇色彩的周穆宗西遊至瑤池與西王母相會；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西北、東北、西南都留下其足跡；漢武帝在位53年，巡遊全國達數十次之多；隋煬帝“巡幸”之事不斷，在位14年，留居京城的時間不足1年，隋煬帝巡遊的理由非常簡單，觀風俗、采民風、糾冤獄，“四聰以達，天下無冤”。不過，唐朝建立時，唐太宗總結曆代天子之遊、尤其是隋煬帝亡國之鑒，認為：天子出遊，興師動眾，勞民傷財，應該慎重對待巡視。
宋、元、明三朝，天子巡遊天下之事甚少。為什麼到了封建末世，康熙和乾隆相繼興師動眾，勞師遠行呢？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在第六次南巡即將結束之際，乾隆皇帝拋出了他南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南巡記》中，他說：“我在位五十年間，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在西部的用兵，二是對江南的巡視”，“到南方巡視，一是效仿聖祖康熙六次南巡，事必躬親，其次，南方河工之事甚重，通過巡視來督撫檢查這項工作”，使“循法而不擾民”。隻要大致看看乾隆下江南都幹了些什麼就知道，乾隆找的這兩條理由都非常牽強，這種掩人耳目的說法實在荒唐。乾隆的意思是：自己仿康熙之法南巡，如果南巡有點功勞，那是自己“躬敬以法”的結果，如果有遊山玩水之嫌，那是康熙開了很壞的先例。乾隆南巡的目的雖然隻提到了“河工”，但已點明了為治理國家、保國安民的需要。這恰恰是康熙和乾隆六下江南的真實意圖之一，隻不過，乾隆欲蓋彌彰的做法顯得更虛偽。
首先，滿族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夷治華”，清統治者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們大多居安思危、勤於政事，唯恐天下出現什麼變故，尤其是南明時期南方如火如荼的“反清複明”運動讓清統治者心存忌憚。帝王對南方加強巡視的政治及軍事意圖顯而易見。
其次，清帝巡視體現了少數民族地位的正統觀。明代中期以後，江南文化發展迅速，江浙是漢族人文士大夫最集中的地區，也是從骨子裏對滿族統治最為敵對的地區。“滅山中賊易，滅心中賊難”，乾隆帝六下江南，廣交江南學子，或召集，或提拔，或安置，與南方士人交流。乾隆到南方後，接見士人，拜訪書院，他甚至把《四庫全書》分抄七部，四部藏於北方僅供皇室閱讀，而將另外三部悉數放在江南，即一部在杭州文瀾閣、一部在揚州文彙閣、一部在鎮江文宗閣，供江南學子瀏覽。在下江南期間，他還六次祭禮明太祖陵、三次祭禮孔子廟，兩次謁孔林，三次謁蘇州文廟，以及祭泰山、禹陵，謁少昊陵、周公、孟子等。乾隆崇文重道的良苦用心可謂足矣，他的文化南巡，既體現了對滿族作為統治者的尊崇，又強調滿漢一家，尊重漢族傳統文化，以達到政治穩定的目的。
第三，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巡遊也都帶有明顯的遊山玩水的性質。二人都喜歡漢族園林藝術，喜歡漢族的傳統文化形式。每次到南方巡遊，乾隆要帶上一些畫師隨駕，見到名園勝景，就摹繪下來，回到北京後就加以仿造。乾隆是整個清朝建園最大最多的皇帝，在著名的“三山五園”中，除暢春園一景是康熙所建，乾隆時未有較大增修外，圓明園以及萬壽山清漪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都是乾隆時新修或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