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鄧肯前往參觀皇家芭蕾舞學校，在那裏她看到許多小學生一排一排地站著，正在練習一些令人痛苦的課程。他們需要踮著腳尖站立數小時。這些寬敞的練舞室裏，除了牆上掛著一張沙皇的相片外，沒有任何美麗或動人的裝飾，簡直像極了一間囚房。鄧肯越來越相信皇家藝術學院是自然和藝術的仇敵。
在聖彼得堡住了一星期後，鄧肯轉往莫斯科，那裏的觀眾剛開始時並不如聖彼得堡的觀眾那麼熱情地招呼她，但是鄧肯的表演結束後，她迅速成了莫斯科備受歡迎的舞者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說明：
大約在1905年間，我不記得正確的日期了，我認識了當代最偉大的兩個天才，他們留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伊莎多拉·鄧肯和戈登·克萊格。我在無意間前往觀賞伊莎多拉·鄧肯的舞蹈發表會，我事先從來不知有這個人，而且沒有看過她來莫斯科表演的宣傳海報。因此我很驚訝還有不少觀眾來看她的演出，特別是其中大部分是藝術家或者雕刻家，像馬蒙托夫等人。此外，尚有許多芭蕾舞的藝術家和經常來劇院或首度來到劇院的觀眾共聚一堂。鄧肯一開始在舞台上露麵，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我不習慣看到一個幾乎赤裸的身軀在台上舞蹈，因此沒有注意也不太明白這個舞者的藝術。第一個節目隻引起一些疏落的掌聲和小小的口哨聲。但是經過幾幕成功的演出之後，特別是其中有一節非常感人，我再也無法像其他觀眾那麼漠然，率先鼓起掌來。
中場休息時，我這個偉大藝術家的新信徒，跑到台前去鼓掌，更使我高興的是，我發覺身邊站著馬蒙托夫，他正和我做著相同的動作，緊鄰馬蒙托夫還有一位著名的藝術家、一位雕刻家和一位作家。當觀眾看到這一群熱烈鼓掌的人士中不乏莫斯科著名的藝術家和演員時，他們感到很迷惑。這時噓聲停止了，觀眾也跟著大聲喝彩，接著又不斷響起“再來一次”的呼聲。當表演接近尾聲時，會場已經是一片喧騰的景象了。從那時候開始，我再沒有錯過一次鄧肯的舞蹈會。我之所以很想看到她，無非是受到內心一股藝術感的指使。後來，當我逐漸了解她的舞蹈方式時，我才知道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各種人基於不可知的原因本著自然創作的原則追尋藝術。當他們見麵時，便會驚訝彼此的想法竟然不約而同。這便是我和鄧肯見麵時的情緒。我們似乎在交談前就已知悉對方的思想。鄧肯第一次到莫斯科時，我沒有機會和她深交。但是當她後來再到莫斯科來時，她到過我們的劇院，我視她為上賓。這種接待的熱忱逐漸擴大，我的同仁都加入接待的行列，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她是一個傑出的藝術家而且深深喜愛上她。
鄧肯不懂得應用邏輯方法有係統地說明她的藝術。她的想法都是即興而來的，就像日常生活中許多不期而遇的事。舉例來說，有人問到誰是她的舞蹈啟蒙者時，她回答說：“舞蹈女神。從我學習站立時便能跳舞。我的一生都在跳舞，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必須跳舞。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要阻撓這種行為或是忽略自然賜給我們的天生需要，那都是徒勞無益的。”
那時候，我也在尋找一種創作的動力，演員們未上台前，皆應先為自己的心靈灌上這股原動力。顯然，我提出的問題一定令鄧肯覺得很厭煩。我常常在她演出或排演時仔細觀察她，當她產生靈感時，她的表情會有顯著的變化，然後她閃爍的眼神中會透出她心靈上的蛻變。回想我們多次關於藝術的討論，比較我和她的做法，我發覺我們雖然循著不同的途徑，然而最終的目標卻是一致的。
這一次，鄧肯在莫斯科期間並沒有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過太多交往，就像文章中描寫的那樣，兩個人的交往要延後到1913年。
鄧肯這段時間經常到莫斯科的劇院觀看各種演出，但是芭蕾舞除外，她還是無法接受這種將心靈和軀體剝離開的藝術。
俄國的食物也給鄧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魚子醬。鄧肯似乎很喜歡它，甚至覺得在莫斯科這樣嚴酷又多雪的氣候裏，魚子醬已經治好了她與索德分開的傷痛。
離開莫斯科後，鄧肯前往基輔舉行短暫的演出。演出結束，鄧肯走出劇院的時候，成群的學生圍在劇院的廣場，憤怒地和劇院的經理爭吵，甚至圍住鄧肯，不讓她通過，直到鄧肯答應為他們再舉行一次舞蹈會，因為他們付不起劇院的票錢。鄧肯很快樂，她覺得自己的藝術對他們的心智有所激勵，全世界的學生中再也沒有像俄國學生們這麼重視藝術和生活理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