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杞麓湖，波光粼粼，清澄碧綠，帆影悠悠，風景旖旎。每當晴空萬裏，波平浪靜，湖水神奇變幻，寬闊的湖麵上呈現一道湛藍色帶，宛如一匹巨幅彩緞，從東到西飄灑湖麵，將這顆鑲嵌在通海壩子中的“滇南明珠”裝飾得更加璀璨奪目，晶瑩瑰麗。湖畔蘩花重重，垂柳依依，燕舞鶯啼；沃野平展，阡陌縱橫，田疇千頃。據考古發現，早在四千年前，就有先民生息、活動在杞麓湖周圍。碧澄的湖水，灌溉了豐饒的土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勞勇敢的人民。
在風光如畫的杞麓湖西北岸，坐落著有著上千戶居民的滇中著名回族聚居村——納家營。它依山傍水，房屋櫛比，環境清幽，風景秀奇，“上有李巴腳之水，下有黃龍潭一泉”，西靠獅子山，東麵杞麓湖，南與“秀甲南滇”的通海秀山隔湖相望。村後的獅子山，酷似一頭沉睡的獅子。“獅”身前有“象鼻洞”，“洞深裏許”，神秘幽奇；後有高峻豬山，巍巍挺拔，氣勢逞雄。傳說蜀漢丞相諸葛亮曾到過這裏，見此山脈地勢，甚為驚異，認為豬拱獅子通象，一旦象出地麵向獅子叩拜，將帝王出世爭天下。於是，神筆一揮，將豬山攔腰劃作兩段，從此斷了山川靈氣。神話當然不足為信，但納家營的自然環境確實得天獨厚。
鍾靈毓秀，地靈人傑。優美的山川景色，陶冶人的情操，啟迪人的心智，激發人的靈感，孕育了大地的傑出兒女。湖光山色交相輝映的納家營，自古人才不斷，英傑輩出，文武竟風流。在現代，我國著名阿拉伯曆史文化學大師納忠就誕生於此。晚納忠一年，即1911年10月6日，一代阿拉伯文學翻譯大家納訓又出生在這裏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
納訓，原名光正，字鑒恒，伊斯蘭經名（阿拉伯文名）努爾·穆罕默德。在昆明明德中學求學時始用“納訓”一名。其曾祖父納鳳鼎，據說滿腹學問，且頗有濟世之誌，但卻空有抱負，懷才不遇，終生布衣，至死事農問耕。曾祖父之弟納鳳春，則官清三品花翎都遊府，地位顯赫，光耀門庭。祖父納維富，父親納士昌，都是勤勞、樸實的農民。母親納馬氏，生育了一大群兒女。納訓上麵有四個哥哥，三個姐姐。大哥納光成，很小就出外謀生，積勞成疾，中年病逝於思茅；三哥納光裕早逝；二哥納光林、四哥納光應，均在家務農。大姐納巧生，二姐納成富，三姐納成巧，成年後均出嫁新興（今玉溪）大營。納訓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故父母親及村中老人們都親切呼之“小八”。
納氏始祖係名垂青史的元代傑出回族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相傳賽典赤·贍思丁是穆聖第三十一世孫，來自遙遠的中亞文化古城布哈拉。
13世紀中葉，旌旗蔽空，大漠揚塵，戰馬嘶鳴。挽弓立馬、叱吒風雲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統率蒙古鐵騎滅西遼，繼而揮師西向，遠征花喇子模蘇丹。因順應了中亞人民的願望，“中亞數十萬回回毅然加入成吉思汗大軍”，被編入蒙古軍中英勇善戰的“探馬赤軍”。他們隨軍東來，參加了中國南北統一的戰爭。元憲宗三年（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探馬赤軍”駕皮筏，渡金江，攻大理，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在征服雲南全省之後，這支“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的野戰軍勁旅，即奉命“隨地入社”，屯守雲南，參加了祖國雲南邊疆的開發與建設。曾任雲南省平章政事的賽典赤·贍思丁，其子孫也隨之定居雲南。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賽典赤·贍思丁第四代孫納速魯（漢名納璞）隨蒙古人阿喇特木耳旃大元帥鎮守雲南河西（今雲南通海）曲陀關。阿喇特木耳旃死，納速魯繼任臨安、廣西宣撫司督元帥。元朝地方政府給予他們特殊優待，準許其家屬擇地而居。納速魯及其部屬家眷即選擇了瀕臨杞麓湖的者灣、六街暫作棲身之地。明洪武建文元年後，納速魯和他的部屬均奉命解甲歸農，遂將家眷從者灣、六街遷至杞麓湖西北岸的“土軍村”（今通海納家營）。
納速魯有四個兒子，即納榮、納華、納富、納貴。其中長子納榮、次子納華、三子納富隨父到“土軍村”落籍，形成了納家營納氏大家族中大長房、二長房、三長房三個宗族支係。“納家營”村由是得名。納訓一家屬三長房一支之子孫。
美麗的家園，浸透了祖祖輩輩的心血和汗水。“土軍村”原係古“僰人”城池遺址，納氏祖先初到這裏，前麵是一片沼澤地，蘆花瑟瑟，雜草萋萋；後麵是一片亂石崗，怪石嶙峋，荊棘叢生。祖先們憑借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勞雙手在這裏勞動、生息、繁衍。他們在湖中張網捕魚，在湖邊牧養牲畜和開墾土地，種植糧食。同時，還將村後的亂石搬走，除去荊棘，栽種果樹，培植了大片果園。辛勤的勞動，換來了豐收的果實，保障了自給自足。那時，杞麓湖水位高達杞麓山（今鳳山）腳，湖周圍一片水鄉澤國，旱路不通，隔斷了納家營與外麵的交往。他們在村前的“小海”（舊稱“古城灣兒”）開渡口、辟航道，打通了與湖周圍各地的水上聯係。從此，湖中舟楫往來頻繁，水路交通便利，乘船隻需約兩個小時，即可到達商賈雲集、商業繁盛的滇南重鎮通海城。
納氏祖先，有的曾是製造和修理兵器的軍中工匠，歸農後，他們利用其手藝製造農具、刀具及馬鞍、馬掌、韁繩、馬籠頭等日常生產、生活用具。至近現代，為適應生活和鬥爭的需要，又將其手工業技術運用於槍支彈藥的生產、製造。抗戰時期，為支持抗戰，村中一些手藝高超、技術精湛的工匠，僅靠一台老虎鉗和幾把銼刀，曾仿製出多種手槍、步槍及各類彈藥。所造槍支，其內部構造及外形均十分精美，足可以假亂真。就連當時來華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空軍“飛虎隊”官兵見了，也愛不釋手，連聲稱奇，由衷“讚歎回族人民的聰明智慧和高超技藝”。有兩個美國兵，還曾用他們的真槍換走兩支仿造步槍留作紀念。手工業技術代代傳承。至今，納家營農民除從事農業生產外，還從事傳統的五金和手工業乃至機器工業的生產，其產品暢銷省內外，使納家營獲得了“工業之鄉”的美稱。
為求生存，納氏祖先還繼承了西域回回善經商的傳統，趕馬從事邊境貿易。每年雨季剛過，納家營的馬幫商隊便集結出發，他們翻高山、穿峽穀，越過人跡罕至的亞熱帶原始密林，遠涉毒霧彌漫、瘧疾橫行、令人談之色變的“夷方壩”，將內地出產的煙絲、土布、銅器、皮革等貨物銷售到思茅、西雙版納，乃至泰國、緬甸、老撾等地，又從境外或邊境販回了棉花、洋靛、象牙、香料、玉石等內地緊俏商品。他們的經商活動，“開辟了雲南早期對外貿易的商道”，促進了內地與境外、與邊境地區的物資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活躍了邊境地區經濟”。
納氏祖先自融入祖國雲南邊疆的多民族大家庭，即與周圍各兄弟民族友好交往，和睦相處。在長期的生活、鬥爭中，他們緊密團結，相互協作，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彼此結下了深厚情誼。清鹹豐、同治年間，清朝統治者為維護和鞏固其統治，蓄意挑撥民族關係，製造民族仇恨。在挑起了回漢民族械鬥之後，雲南巡撫舒興阿公然通令全省“剿滅回族八百裏”。一時間，腥風血雨密布全滇，各地回民橫遭滿清政府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在河西（今通海），大、小東溝（也稱大回村、小回村）和下回村、葛家營等回族村也都慘遭清政府血洗，民房變為焦土，連清真寺也被焚毀。
而早在全省各地正處於“漢、回互疑，劍拔弩張，勢態萬分險惡”之際，為維護民族團結，避免回漢相殘，納訓曾祖父之弟、德高望重的納鳳春，召集了納家營全體鄉親在清真寺共商大計。納鳳春毅然接受鄉親們的委托，帶領本村鄉紳納太壽和納海，代表全村回民，主動前往附近的七街漢族村與漢民議和。通過思想交流，互相溝通了感情，消除了因統治者的挑撥而互生的疑慮、猜忌，雙方共同簽訂了互為尊重、互不侵犯的“回漢聯保”盟約，從而“化幹戈為玉帛”。其後，無論在回族得勢還是有利於漢族之時，納家營回民與附近漢民均各自謹守盟約，互不侵擾對方，使清政府無機可乘，從而避免了一場兄弟火並之大血難。為增進回漢友誼，使兩族世代子孫和睦相處，納家營回民在全省血難之後的同治六年（1867年），曾贈送七街漢民一塊“和氣致祥”石刻字匾及一幅清代著名書畫家錢南園的名作《瘦馬圖》；七街漢民也回贈了納家營回民一塊上刻“屏藩東裏”大字的木製大匾。該匾作為回漢民族團結的象征與見證，一直為後輩人所珍視，保存至今，現珍藏於納家營清真寺內。
在清朝統治者一手製造的鹹、同大災難中，由納家營回民首倡，回漢民族共同締結的互為“聯保”盟約，堪稱民族團結之創舉，“在中國的民族關係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為後世子孫樹立了一個光輝典範”。納訓的曾祖父之弟納鳳春，在關係到回漢民眾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理智、果斷和臨危不懼、處事不驚的膽略與氣魄，及其以民族團結為重的寬廣胸襟和卓越識見，足使納氏家族世代引以為自豪。
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曆經數百年的歲月，昔日納氏祖先的顯赫地位和富貴榮耀，如同過眼煙雲，早已被風吹雨打去。然而，他們的勤勞、勇敢、智慧和吃大苦、耐大勞，在逆境中求生存的堅韌不拔的奮鬥意誌，卻成為納氏家族代代相傳的精神傳統。祖先的精神風尚和美德，如火如燭，在後輩人心中熠熠閃光，永遠勖勉、鞭策、激勵著納氏子孫。
納訓也深受其家族的這一精神傳統的影響。他一生不畏艱難，不怕吃苦，嘔心瀝血，埋首翻譯，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阿拉伯讀者，又將世界文化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瑰寶——卷帙浩瀚的《一千零一夜》譯為中文本，捧獻給祖國和人民。這一巨大而艱辛的工程，幾乎耗盡了他畢生的心血和精力。期間，他曆盡坎坷。然而災難、困厄，未奪其誌；雪侮、霜欺，不泯其情。幾十年如一日，“雖九死其猶未悔”。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盜天火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經受著巨大的人間痛苦，一步一個足印，在遍布荊棘的崎嶇山道上奮力攀行，最終，“在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架起了一座永恒的文學橋梁”。這種堅定的信念，這種頑強的毅力和拚搏精神，與納氏家族祖祖輩輩不屈不撓的奮鬥意誌，有著一脈相承的精神聯係。
父母親的教育與熏陶，對兒童心靈的成長，至為重要。納訓的父母親淳樸、優美的品性，也從小給納訓以潛移默化的影響。父親勤勞、善良，為人正直、忠厚、老實，在村中人緣極好。母親仁慈、厚道，富有同情心，樂善好施，關心他人，一副古道熱腸。她雖一字不識，但卻懂得一些民間醫術，能給小孩看病。一般小孩生病，隻要經她看看，用土方法治治，便能很快康複。因此，村中小孩都離不開她，隻要有生病的，總要請她醫治。納馬氏給小孩看病，無論是富豪門第還是貧困人家，都從不收一分錢，也不希求別人的一絲回報，她總是無償地為鄉親服務。有的小孩因家裏貧窮，營養不良，瘦得皮包骨頭，十分可憐，仁慈的納馬氏深為同情。在遇上家裏有好吃的東西時，她看完病後，還要塞點東西給可憐的小孩。其手到病除的高明醫術及其慷慨、大方的為人，贏得了全村男女老幼的敬重與愛戴。
我國現代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經讚美自己的母親，感激母親對他的生養教育之恩。他說：“我母親事實上是我真正的蒙師”，“在一生之中，特別是幼年時代，影響我最深的當然要算是我的母親”。在其曆史劇作《棠棣之花》中，郭沫若甚至借劇中人物的口說道：“有了好的母親，才有好的兒女；有了好的兒女，才有好的國家。”可見母親對子女一生影響之重大。
納訓的母親對納訓的影響也至為深刻。母親仁慈善良的舉止言行和醫德，從小深深銘刻在幼年納訓洞開的心靈中，為他樹立了做人的風範。因之，納訓一生，對母親的善良品性，一直充滿了敬意，直至晚年仍感念不已。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母親的仁慈和無償給人看病的精神。納訓自己也為人正直、樸實，心地純善，對人熱情、厚道，總是關心他人，樂於助人。他生前工資不高，生活十分儉樸，但卻時時關心身邊一些生活上有困難的同誌，以及較為貧困的鄉親，常常慷慨解囊、竭盡所能，給人以物質的接濟和幫助，其拳拳之心感人至深。故鄉納家營的鄉親們交口稱頌他“不僅學品好，人品也好”，“他一生總是雪中送炭，解人之危”。這種精神、品格的形成，正與父母親的教育尤其是母親的影響密不可分，其高尚的人品，即與母親的品行十分相似。
傳說在納訓出生的第二天，有位老道人上門求施舍。一般求施舍的，無論是乞討還是化緣，都要求不高，主人家可隨其心意。然而，這位老道人的要求卻高得出奇，開口就要一升米，並且須把升子堆尖。問他為何要那麼多，他說，因為施主家昨夜生了一個貴人。在場的人無不驚訝。當追問他怎麼知道這家生了小孩，又何以證明新生兒是貴人時，老道人沉思片刻，揚首笑道：“貧道自然知曉，但天機不可泄露！”顯得高深莫測，十分神秘。納訓家於是按照老道人的要求，給了他堆尖的一升米。納訓的父親頗感蹊蹺，叫人尾隨其後，看看老道人去別人家化緣又是怎樣說的。不想老道人並未登別人家的門，隻拎著納訓家給的大米，出了村，揚長而去。
此傳說充滿了神奇色彩，但卻在通海一帶廣為流傳。從民族和宗教心理習慣來看，該傳說可能源於納家營周圍的漢民族。可見在通海，不僅回民，而且納家營周圍的漢民族也對他充滿了敬意，該傳說正折射出通海鄉親對納訓的不平常情愫和納訓在鄉親們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即，由於鄉親們十分景仰納訓的品性、學問，敬之愛之深深，進而將他神化，似乎他的降生是神的旨意，得神靈護佑，並非凡人。
其實，納訓的童年浸透了苦難與酸辛。納訓出生時，中國正處於社會急劇動蕩的辛亥革命前夜。當時的中國，經曆了近代史上的辛酸、屈辱，內憂外患日深，危機四伏。腐朽反動的清王朝，對內實行殘酷統治，作威作福；對外屈膝稱臣，喪權辱國，民心喪絕，已是日薄西山，苟延殘喘，大廈將傾。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誌士正奔走呼號，一場醞釀已久的資產階級革命，如同地下的岩漿在尋找著噴發口。納訓剛出生四天，就爆發了武昌起義，緊接著雲南也隨之光複。
但辛亥革命後的雲南，仍然災難重重，黑暗如磐。軍閥混戰不止，政局動蕩不安，兵燹匪患連綿。加之，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和自然災害的頻繁，使得雲南廣大農村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到處是饑荒，到處是貧困，路有野骨，哀鴻遍地，各族人民正啼饑號寒。曾慘遭清朝統治者屠戮、蹂躪，飽經憂患的雲南廣大回民，仍未擺脫苦難的深淵，依然處於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悲慘境地。
當時，僅有少量的土地已不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納家營的貧苦農民，有的給人打工，混口飯吃；有的流落城市做點小買賣，貼補家用；有的則鋌而走險，趕馬到邊境做生意，聊以為生，即所謂“窮走夷方”。相較而言，趕馬做生意稍能掙錢。但自近代以來，到處兵荒馬亂，土匪猖獗，趕馬人的性命受到多重威脅。或被毒蛇猛獸咬死，或身染瘴氣（熱帶瘧疾）而亡，或路遇散兵、土匪搶劫而喪命。在陰森恐怖的原始密林，在鮮有人煙的邊境荒山野嶺，在濕霧低迷、瘴氣肆虐的“夷方壩”，到處都留下趕馬人遊蕩異鄉的不歸魂。
納訓一家，到他父親一輩已不富裕。至納訓出生時，家裏僅有3間破舊的房屋和5畝薄田，而納訓兄弟姐妹眾多，家境十分貧苦。為維持生計，納訓的大哥，12歲即跟馬幫趕馬“走夷方”，學做生意，以他那幼嫩的臂膀，和父親一道，肩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
然而命運的不幸，並非僅僅如此，本來就貧困不堪的家庭，又遭受了一場大火。
民國十五年（1926年），納家營發生了一起糾紛。一位有錢有勢者，將別人從國外帶回、當時還極為稀罕的一支美造“花旗”牌手電筒和一把象牙把拉七手槍奪為己有。受欺壓的一方投訴無門，便從江川請來了土匪王老幺的隊伍，企圖以武力討回被奪的手電筒、手槍。不料財力更大、勢力更強的一方棋高一著，星夜奔赴省城，搬請省政府軍黑衣旅到納家營剿匪。土匪聞訊，早已逃之夭夭。然滅絕人性的政府軍進村後，仍以“剿匪”為名，肆意屠戮，殺良冒功，“無辜百姓當場死亡四十餘人”。省政府軍撤離前，又大肆燒殺搶掠，將王老幺部隊住過的民房一把火燒光。時值風高物燥，火勢凶猛，向四方蔓延，納家營和與之比鄰的古城村“民房被毀達四分之一”。死難者的血跡、燒焦的斷垣殘壁，記錄了反動軍隊“剿匪”的“豐功偉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