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總布胡同3號，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垂花門廊，方磚鋪地，院子裏種著石榴樹、槐樹，還有海棠花和馬纓花。
寬敞的居室裏，陳設著徽因和思成從舊貨店裏挑選的硬木家具。沙發旁，有他們在野外考察時撿回來的殘損石雕。陽光從南窗射進屋內，照著書架上、案幾旁滿滿的中英文書籍。牆上是梁任公為他們手書的條幅：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白鷗沒浩蕩，萬裏誰能訓。
徽因、思成開始了在營造學社的工作。思成留美期間，確立了以中國建築發展史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建築在中國曆來被認為是一門手藝，由工匠師徒相傳，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記載。幾千年的古代中國，有關建築技術方麵的書籍僅有兩部，一部是宋代李誡的《營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則例》。《營造法式》由於年代久遠，許多建築術語讓現代人不知所雲。思成就從較為切近的清代的《工程做法則例》入手進行分析研究。受過西方教育的思成不滿足於鑽故紙堆詮釋文字，他更重視對照古建築進行實證考察。
營造學社社址在中山公園的一排平房裏。這裏遠離遊人，環境很清淨。梁思成找到兩位一輩子在故宮做建築維修的老木匠，對照《工程做法則例》，開始了對古代建築的解析和研究。他說：“有《工程做法則例》做教科書，木匠們做教員，清代宮殿做教具，對清代建築方法和規則的研究開始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徽因則協助思成搜集資料，繪圖攝影，研究曆史典籍，製作整理卡片。
思成的案頭是一摞摞古建築構件的草圖，他指點著圖紙告訴徽因，這叫做“螞蚱頭”，那叫做“三福雲”。徽因覺得，那些遙遠而生疏的名稱一下子變得貼近而清晰，她興奮地說道：“這些名稱多麼生動形象！古代匠人的想像力不能不令人欽佩。”
他們的工作龐雜而瑣細，但又必要而切實，就像在欣賞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之前，必須懂得和熟悉那個國家的文字一樣。要研究中國的建築曆史，必須熟知中國曆代建築施工技術、方法的演變，如此才能對曆代建築藝術的年代及其價值予以準確的定位。思成、徽因在這種工作中得到了無窮的樂趣。
他們計劃著，一旦手上的工作有了眉目，就到外地去實地考察、測繪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古建築遺存。
一個涼爽的早晨，金嶽霖正在屋裏看書，忽然聽見外麵有人叫他。他出門一看，什麼人也沒有。“老金，老金”，這叫聲好像來自空中。他抬頭向上望去，隻見思成和徽因高高地站在前院正房的屋頂上，笑嘻嘻地喊他。老金知道，這是思成和徽因在學著攀援、上房，為以後外出考察做準備。他有些擔心那房子的屋頂不太結實，連聲說道：“還不趕快給我下來！”
徽因覺得好玩兒，笑著在房上走著。思成扶著她下了房，來到老金家。
老金早已吩咐仆人泡好了茶。閑聊間，老金說：“我送你們一副對聯：上聯是‘梁上君子’，下聯是‘林下美人’。”
老金平時就喜歡作對聯，常常把朋友們的名字嵌入聯中。他曾以他的朋友兼同事吳景超和龔業雅夫婦的名字作了一副對聯：“以雅為業，龔業雅非誠雅者；維超是景，吳景超豈真超哉。”他還給陶孟和的夫人沈性仁作過一副對聯：“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藍香靜處風。”
他作的這副對聯又巧妙地嵌入了思成和徽因的姓。思成聽了高興地說：“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否則我怎麼能打開新的研究路徑，不還得紙上談兵嗎？”徽因的反應則不同，她說：“真討厭，什麼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個女人就沒有什麼事可做，好像隻配做擺設似的！”金嶽霖《我喜歡做對聯》，《哲意的沉思》76頁。
老金知道，徽因不僅在建築學研究上十分癡迷，而且在詩歌創作上亦有不俗的成績。老金很喜歡徽因的詩，每次讀到都會對徽因談自己的感受，肯定徽因的創作，鼓勵徽因繼續寫下去。所以，對徽因的不滿他不但不以為忤，反而欣然讚同。
每個星期六的下午，是徽因、思成和朋友們聚會的時間。因為金嶽霖是單身，無人打擾，所以聚會通常是在金家，有時也在思成和徽因家。
金嶽霖和梁家同住一個院子。梁家住前麵的大院，老金住後麵的小院。前後院各自單門獨戶。
後院很小，沒有什麼樹。金嶽霖種了一棵姚黃，栽在一個特製的大木盒裏，幾個人才抬得動。仲春時節，姚黃花開，如火如荼。
老金把最大的一間南房當做客廳，客廳靠北牆擺放著八個大書架，書架上以英文書居多。客廳的南麵，圍著一圈沙發，牆上掛著鄧叔存作的水墨山水。
老金有一個洋車夫，一個會做西餐的廚師。在他這裏，朋友們喝咖啡，吃冰淇淋。咖啡是老金特地吩咐廚師按朋友們的口味做出來的。因為老金是湖南人，朋友們笑稱這裏為“湖南飯店”。
常來這裏參加聚會的有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張奚若、哲學教授鄧叔存、經濟學教授陳岱孫、國際政治專家錢端升、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考古研究所所長李濟、北京大學教授、作家沈從文，徐誌摩如果不回上海，也會在星期六下午到來。
老金精通英文，習慣於用英文思考哲學和邏輯學問題，但他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浸濡很深。他對中國山水畫有很高的鑒賞力，還酷愛京劇，家中收藏有許多京劇名角的唱片，自己也能唱得有板有眼。他還喜歡鬥蛐蛐比賽這種遊戲，他認為鬥蛐蛐涉及到技術、藝術和科學問題。
政治學家張奚若，早年先後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大學，是一個非常直率而重原則的人。朋友們說他的性格是“完全四方的”。他堅持“述而不作”，一生隻寫過一篇政治學論文《主權論沿革》，但卻以自己的學問和人品在清華的教授中受到敬重。
陳岱孫是一位高大、嚴肅、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錢端升對國際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明晰的見解。李濟曾在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這時期正領導著中央研究院考古所對殷墟的發掘。
小說家沈從文是梁家的常客。他創作的湘西風情小說為當時的文壇吹送著一股新鮮而強悍的風。林徽因非常喜歡沈從文小說的風格和他作品中的人物，盡管這些作品所描寫的生活距離她的生活是那麼遙遠。
這是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大多出生於士紳之家，家學淵源使他們自幼熟讀經書，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青年時代又接受了五四“民主”、“科學”思想的洗禮。他們走出了國門，立誌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期待著中國盡快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特定的時空經緯成就了他們，他們學貫中西、文通古今，視野開闊，抱負遠大，其人格構成和知識構成都有著傳統士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新型質地。
30年代初，社會生活相對穩定。他們大都成家立業，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的當時，這批文化教育背景接近、情趣愛好相投的文人學者，需要有這樣一個場所來定期交流信息、探討問題、聯絡感情。每個星期六下午，他們聚在一起，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思想見解，不同的感受，在這裏交流和碰撞。這樣的聚會，對於他們來說，是精神的聚餐，心靈的盛宴，滾滾紅塵中的綠洲。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彼此的交流中得到了認同，這種認同使他們在這亂紛紛的世界裏確立了自我。
北總布胡同3號的院子外麵，一排洋車停在胡同的樹陰下，車夫們有的眯著眼打盹兒，有的在聊閑天兒。
金嶽霖的車夫王喜，一手提著一壺涼茶，一手抱著一摞碗，招呼相識的夥計喝茶。
一堆人喝著涼茶，漫無邊際地閑聊著。突然有人問：“王喜，聽我們老爺說，你們家老爺居然有時候會忘了自己的名字！真有這事兒？”
王喜是個老實人，平時不怎麼說話，看到大夥兒都瞅著他，想聽他說話，也來了精神：“可不！那一回我們老爺打電話，找東局56號的陶先生即陶孟和。，那邊傳電話的一定要我們老爺報自家個的姓名，可老爺愣是想不起來。他扭臉兒問我，甭說，我還真不知道我們老爺的全名兒。老爺又問，你就沒有聽見別人說起過？我想想，回答說，隻聽說人家叫您金博士。一個金字提醒了老爺。這麼著，電話才算打通了。”
車夫們禁不住全都“哧”“哧”地笑了起來。
王喜正色道：“我們老爺可是有大學問的人，會說好幾國的話，看的書都是洋字碼兒。”
此時金嶽霖的客廳裏，笑語聲聲，談興正濃。林徽因的話題吸引住了在座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