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連陰雨下過，天頓時涼了下來。雖然已是仲秋時節，清華園裏草樹都還是綠的。
蘇聯專家來到了北京。他們不僅是各行各業的專家，而且是先進社會製度和無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給予他們極高的禮遇。
清華大學和北京市建築設計院也來了蘇聯專家。蘇聯專家組組長第一次來到清華大學營建係，送給梁思成一套莫斯科大學建築係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梁思成勉強聽得懂他喉音很重的發音，他們可以用英語對話和交流。專家說，蘇聯建築理論的核心，是斯大林同誌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當談到新中國的建築時，專家強調，一定要體現中國的民族形式。這與梁思成一貫主張的尊重傳統、注重建築的體形環境的思想是相通的，思成聽了當然高興，專家也十分高興，提筆在麵前的筆記本上畫了個飛簷翹角的大屋頂。直到握手告別時，思成才弄清楚，原來這位專家組組長並不是建築學專家。
接著，蘇聯建築科學院阿謝普可夫院士到清華講學。當時梁思成和林徽因承擔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設計任務，經常要到城裏去開會，但他們還是盡可能地去聽阿謝普可夫院士的課。
徽因和思成對許多問題感到困惑。
首先，莫斯科大學建築係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完全是沿襲巴黎美術學院的教學模式，與梁思成、林徽因20年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係學習時的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幾乎完全一樣，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吃驚。清華大學營建係的教學計劃依據的是40年代梁思成在美國考察研究的國際建築學和建築教育理論的最新成果。如今，蘇聯的一切都被奉為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在一切向“老大哥”學習的形勢下，清華大學營建係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做了重大調整。
另外，什麼樣的建築稱得上是“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建築？這是讓思成和徽因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他們想，他們長時間研究的那些古代建築應該體現了中國的民族形式，可是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內容”呢？社會主義的內容和資本主義的內容應該怎樣識別和區分呢？具體到一個建築物，哪一部分是形式，哪一部分是內容呢？
至於阿謝普可夫院士在講學中把建築藝術提高到階級鬥爭和黨性的高度來認識，更是讓他們感到不好理解。
但他們的思考終止在當時的政治需要麵前。他們的結論是：要建設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向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學習是完全必要的；自己之所以弄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內容”，是因為自己還缺乏社會主義的思想。而且，由於中國長期戰亂頻仍、民生凋敝，根本沒有過安定地從事建設和建築的時期，所以無論建築的“形式”還是“內容”，都沒有機會去進行探索和實踐。他們真誠地相信，在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在建築方麵的美好理想也應該能夠實現。
同時，在與蘇聯專家的接觸中，他們熱情奔放的性格和紮實認真的工作態度也贏得了徽因和思成的好感和好評，盡管一些朋友在梁家聊天時偶爾也會對蘇聯專家的學問和給他們的待遇提出質疑。
林徽因前一段忙著國徽設計，係裏的課落下了許多。她的身體已不能較長時間支撐在講台上，隻好讓學生們到家裏來上課。
當時營建係的學生加起來有三十多人，在一個大教室上課，師生關係非常融洽。林徽因給一年級講建築史，總共有十來個學生，來家裏上課，擠一擠還坐得下。
林徽因上課從不局限於教科書，她往往從一個問題生發開來，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仿佛帶領學生曲折穿行於建築藝術的曆史長廊。
這一天，她給學生講起了北京城的建築曆史。
北京城的建築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周朝，這裏是燕國的都邑，稱做薊。唐代，這裏是幽州城，為節度使的幕府所在。在五代宋遼金時期，北京是遼國的南京，亦稱做燕京，金滅遼後，北京又成為金的中都。到了元朝，城的位置東移，建設一新的大都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礎。最難得的是，元明交替，明清更迭，兩次改朝換代，北京都未經太大的破壞，在舊基礎上修建拓展，一直到了今天。
從地圖上看北京城，是一個整齊的凸字形，那是當初的城市設計者為了象征“天傾西北，地陷東南”而故意缺了兩個角。在這個凸字形裏，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牆的西北角略退進一個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上左右對稱。它自北而南，有一條縱貫全城的中軸線，北起鍾鼓樓，過景山，穿神武門直達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後出午門、天安門、正陽門直至永定門，全長八千米。內城的所有高大建築物都布置在中軸線上，前後左右相呼應。這種全城布局的整體感和穩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築家和學者的無限讚歎，稱為世界奇觀。
北京城的建築是經過認真規劃的。全城幾乎完全是根據《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
“左祖右社”是對皇宮而言，“左祖”指皇宮的左邊是祭祖的太廟（現在的民族文化宮）；“右社”指皇宮右邊的社稷壇（現在的中山公園）。“旁三門”是指東西南北四麵城牆各有三個城門。不過北京隻有南麵有三個城門，東西北三麵各有兩個城門。日壇在城東，月壇在城西，南麵是天壇，北麵是地壇。“九經九緯”是指城的南北向和東西向各有九條主要街道，“經塗九軌”是說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時能並列九輛馬車。北京的街道原來是很寬的，清末以來被民房逐漸侵占才變得越來越窄。
“你們可以想像當年馬可·波羅來到北京，就像鄉巴佬進城一樣嚇懵了，當時的歐洲人哪裏見過這麼偉大氣魄的城市！”
同學們都笑了，林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著講：
“麵朝後市”也是對皇宮而言。皇宮前麵是朝廷的行政機構，所以皇宮要麵對朝廷。“市”是指商業區，中國傳統輕視工商業，所以商業區放在皇宮的後麵。現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國以後繁榮起來的。過去，地安門大街和鼓樓大街是為貴族服務的最繁華的商業區。東西單牌樓、東西四牌樓是四個熱鬧的都市中心，這些牌樓也是主要街道上的街景。坐落在街巷路口大大小小的牌坊，處處記載著北京城的曆史，它們還起著豐富街市景觀的作用，略有些像巴黎和羅馬許許多多的凱旋門。前門外的商業區原來是在北京城外，因為遼代與金代的首都在現在北京城的西南。元代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當然和金的舊都有聯係，那時從舊都來做買賣的商人，必須繞到城北的商業區去，所以幹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門外有好幾條斜街，就是人們在新舊兩城之間走出來的道路。開始在路旁搭起棚戶，慢慢地發展成為固定的建築和街道。過去一有戰爭，城外的人就往城裏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為了加強京城的防衛才建了外城。
經過林徽因清晰直觀的勾勒，一幅宏大的北京城區圖呈現在同學們的麵前。她繼續講道：
北京是中國、也是全世界文物建築最多的城市，元、明、清曆代的宮苑、壇廟、塔寺分布在全城。北京特有的優點就在它有計劃的城市的整體，北京建築的整個體係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最有傳統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貴的藝術傑作。
北京的建築都不是單座的建築，而往往是若幹建築組合而成的整體，是極可寶貴的藝術創造；小到一個四合院、一片胡同結構的街區；大到金碧輝煌、巍巍大觀的故宮，都是顯著的實例。其他如壇廟、園苑、府第，無一不是整組的文物建築。
京劇《梅龍鎮》裏，明朝的正德皇帝比喻他的住所是大圈圈套著一個小圈圈，小圈圈又套著一個小圈圈。所謂大圈圈，就是北京外城凸字的下半部分；所謂小圈圈，就是北京內城凸字的上半部分。那個內城中心的小圈圈，就是紫禁城。從前門箭樓到正陽門是一個由城牆圍成的巨大甕城；北京內城九門都是由箭樓和城門樓構成的雙重城樓的巍峨建築。門樓為三簷雙層的巨大樓閣或殿堂，加上外城和皇城的城門城樓，箭樓，角樓，共有47處之多。
早在20年代，瑞典美術史專家喜仁龍曾用了幾個月時間環繞北京城牆外圍步行，並以此為課題進行專門研究，寫出了《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一書。
講到這裏，徽因打開手邊的一本書，對學生們讀了起來：
……無論從哪個方向觀看，西直門都顯得氣象不凡。沿通往城門的寬闊街道接近城門時，遠遠就可以看到聳立於一片樣式相同的低矮建築之上的巍峨門樓……從城外接近此門時，但見方形甕城和箭樓在四周赤裸的地麵上拔地而起，頗具城堡氣概，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乘著飛馳的汽車經由此門前往頤和園和西山參觀的遊人，到了這裏會不由自主地降低車速，慢慢駛過這個脆弱易逝的古老門麵。因為，這些城門比起頤和園和臥佛寺來畢竟能夠提供關於古老中國日常生活更為真切的印象。
從西側，全部建築一覽無餘，你可以看到永定門最美麗、最完整的形象。寬闊的護城河邊，蘆葦挺立，垂柳婆娑。城樓和弧形甕城帶有雉堞的牆，突兀高聳，在晴空的映襯下顯出黑色的輪廓。城牆和甕城的輪廓線一直延續到門樓，在雄厚的城牆和城台之上，門樓那如翼的寬大飛簷，似乎使它直插雲霄，淩空欲飛。這些建築在水中的側影也像實物一樣清晰。每當清風從柔軟的柳枝中流過時，城樓的飛簷就開始顫動，垛牆就開始晃動並破碎……
讀到這裏，林徽因長久地沉默著，同學們也都靜默著。他們除了被老師的講述深深打動外，還因為不想驚擾老師，想讓她歇一會兒。
學生們不知道，他們尊敬的林先生心中有波翻浪湧。
徽因和思成深愛北京，他們不是愛北京的某一殿、一樓、一塔，而是愛北京的全部。他們愛北京金碧輝煌的宮殿，也愛北京氣勢巍峨的城牆城門，他們愛北京和平寧靜的四合院，也愛北京建築群落上開闊醇和的天際線。怎樣使北京固有的風貌不受損失，又承擔起新中國首都的使命？徽因和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委員和副主任後，他們為此殫精竭慮。
他們想，私有製國家土地私有，城市建設隻能聽從有產者和房地產商的意誌。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築活動，完全可以做到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為了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委完整陳述他們對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的設想，梁思成與南京的建築學家陳占祥一起，共同擬定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後來被稱為“梁陳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建議將中央行政中心設在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的位置，從而完整保留北京舊城的古建築。
他們提出選擇舊城西南郊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的適中地點，開辟為首都的中心區域。這一區域西南連接已有基礎的新市區，建造各級行政人員的住宅；東南由四條東西幹道連接舊城的文化風景區、博物館區、天安門慶典中心、商業區及市政府等。新行政中心南北開展，形成新的南北中軸線，其南麵是將來的鐵路總站。
方案認為北京是曆史名城，許多古老的建築已成為具有紀念性的文物，它們不僅形體美麗，而且有秩序的布局和整個文物環境形成了這個城市的壯美特色。對北京的建築群落，不應隨意拆除或摻雜不協調的建築形體加以破壞。
那是一次大型的慶典活動，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市的領導告訴梁思成，中央一位負責人曾說過，將來從這裏望出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梁思成十分吃驚，他不能想像處處都是煙囪的北京會是什麼樣子。在他的構想中，北京應該像羅馬、雅典和巴黎那樣成為世人仰慕的旅遊城、文化名城。
方案認為，現代的政府機構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而是一個組織繁複的現代機構，這些機構約需要十幾平方公裏土地的麵積，而市內已沒有足夠的空地。北京市民所擁有的園林綠化遊憩麵積已經太少，如果再將中央政府的機構分散錯雜在全城，顯然是不合適的。以北京現在的格局，政府機構夾雜進來，必將破壞北京城原有的布局。
方案還談到了城市建設的工程技術問題，北京市的人口問題，土地使用的分區問題……方案認為，如果將政府行政區設在舊城以外，不但保護了舊城的格局，同時還贏得了時間考慮舊城的詳細規劃與改建。
方案全麵分析了北京古城的曆史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提出了對北京整體環境加以保護的思想，這是最早、最科學的保護北京、建設北京的思想。
但是，“梁陳方案”被否定了。
方案被否定，表麵上看是因為經濟原因。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拿不出錢來建設一個新區，剛剛進城的共產黨不能為自己大興土木。當然，方案被否定有著更為重要的政治原因。決策者們認為以天安門作為北京的中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它從前是皇帝舉行“頒詔”儀式的地方，如今是宣告新中國成立的場所，它從來就具有濃烈的政治色彩，理應成為新中國的行政中心。另外，蘇聯專家對方案也持反對意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路線是沒有的。”這一論述在建國初期被稱之為向蘇聯“一邊倒”的國策。蘇聯專家認為北京應該發展成一個工業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階級的百分比，建議中央政府的中心設在天安門廣場及東西長安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