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原名《九域誌》，因斷限及完成於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因而後世冠以“元豐”二字。它是依據王曾等人編繪的《九域圖》重修而成，是由圖經演變為地誌的代表作。此書是將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用的“圖”、“誌”、“籍”撮其大要，彙為一書，增補和修改了原書中因行政區劃變更、戶口變遷及行政的地位、隸屬關係的變化等已不合實際情況的內容，按照元豐年間的行政區劃來編纂成書。王存論述了方誌自唐、宋以來在內容、體例上的變化發展。其中“趣特施宜，文約事備”的典型誌書，就是唐的《十道圖》和宋的《九域圖》。所以把方誌發展說成到了宋代才達到成熟階段，是不妥當的。王存等人不同意樂史《太平寰宇記》史傳化的發展趨向，不同意在郡名之後附氏族所出以及藝文等一係列資料。認為這樣做不符合《禹貢》、《周官》等自古以來的修誌傳統。認為史傳化的內容“非當世先務”。他們把編纂誌書的重心，放到與行政管理有關的發揮地利內容，如注重“版戶離合”與“名號升降”、“縣州廢置與城堡之名”，備載“山澤虞衡之利”力求載明現狀與經濟利益有關的事實：“道裏廣輪之數”力求精確。《元豐九域誌》的指導思想如此，後人評論它說：“所載沿革則自宋初迄元豐，可補諸書之缺誤；至其各縣下載及山川、古跡、寥寥數語，則本《隋書》及《元和郡縣誌》、《新唐書·地理誌》不可輕議也。《太平寰宇記》亦載地之四至，而不及此書之詳。宋代鎮砦及銅、鐵監之製，此視《宋史》為核。”（程晉芳《知行堂文集》卷五）清初方誌家朱彝尊檢討跋《寰宇記》說：“不若《九域誌》之簡而有要”。（陳鱧《簡莊綴文集》卷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凡州縣皆依路分隸……次列地理，次列戶口，次列土貢。每縣下又詳載鄉鎮，而名山大川之目亦並見焉。其於距京府、旁郡交錯四到八到之數，縷析最詳，深得古人辨方經野之意，敘次亦簡潔法……尤稱其土貢一門備載貢物之額數，足資考核，為諸誌所不及，自序所稱‘文直事核’，洵無愧其言矣，其書最為當世所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地理類）
到了天禧（公元1017—1021年）之後，宋代方誌更加繁榮起來。他編這部誌書的宗旨是什麼呢？因為皇帝總理天下，就要對內了解州縣的情況“以休民力”……但政區的建置是有變化的，有的合並了，有的政區分開了，有的行政級別上升了，有的下降了，政區麵積和人口戶數也發生了變化，如果仍“以今準昔”則“損益蓋多”。他編的誌書就是為行政管理提供現狀的準確數據。並且將“州縣廢置”、“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都記錄下來。誌書的立目、行文原則是“文直事核，欲使覽者易知”。
宋代，地方誌的作用已經不僅局限於應用地理知識去了解行政區內的山川、河流、物產、名勝、貢道等項以確定賦稅貢品的等級和貢道路線了，它已擴大到文化管理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管理工作上去了。把對社會的精神教化，納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去了。這一時期的方誌理論，以馬光祖為代表，他說：方誌“豈徒辨其山林、川澤、都鄙之名物”、“忠孝節義，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地；甲兵堅瑕，討軍實也；政教修廢，察吏治也，古今得失，垂勸鑒也……”
把誌書看作是行政管理中“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稽，後有所鑒”的“重典”（景定《建康誌》跋）。有的提出方誌“豈徒辨其山林、川澤、都鄙之名物而已”，而對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討軍實”、“考民力”、“察吏治”、“垂勸鑒”給予明確的規定與論述（見馬光祖《建康誌》序）。
曆史上地方誌記錄的人口、田畝、物產、經濟等情況，本身就是政府考核地方民力、財力的工作。它直接用於作為政府征收賦稅、確定徭役的依據。如宋代平江府的賦稅數額，就是依圖經確定的，請看下麵一段記錄。
“宋臣直秘閣周葵見椿年問之曰：公今欲均稅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為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圖經三十萬數為準。”（《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五月條）
總地誌外，宋代方誌更豐富多彩，但保存至今的隻有20多種。其中著名的誌書有範成大《吳郡誌》以及乾道、淳礻右、鹹淳年間的“臨安三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