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宦官專權是皇權過大造成的一個特殊結果。隻有當君主獨裁的猛獸膨脹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時，它身上的寄生蟲才能那樣張牙舞爪，麵目猙獰。宦官專權又是皇權自身的一種異化，那些從皇權中派生出來的權力有時候會自行發展到難以收拾的程度，甚至會大大損害了皇權本身。最典型的事例發生在唐代中葉以後，那時的宦官集團不但把持了朝政，而且能夠隨意廢立、生死君主。自唐憲宗以後的十個皇帝中，有七個為宦官所擁立，其中憲宗、敬宗、文宗三個皇帝都是死於宦官之手。皇帝真成了宦官手上一件不值錢的傀儡。這樣慘痛的曆史教訓使得後代君主們對使用宦官多少產生了一些顧忌，有些皇帝還公開宣布過：嚴禁宦官參與政治。
明朝開過皇帝朱元璋曾多次提出不可以信用宦官：“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為了防止宦官亂政，他為宦官製定了許多嚴格限製的條令：嚴禁內臣幹預朝政，禁止內臣與外官相互之間往來，甚至禁止內官讀書識字。他還命令在宮中豎立起鐫有“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的鐵牌。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要時刻警惕。
從來以“法祖宗”自我標榜的明朝各代皇帝們，對於太祖皇帝的這一條祖訓卻執行得十分差勁。內臣不但幹預了政事，而且還要總攬朝綱，堂而皇之地充當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在這種時候，隻有那些赤膽忠心的骨鯁之臣才會對照祖訓而痛心疾首，才會做出軟弱無力的抗爭。魏忠賢走上政治舞台之後，也遇到了這樣的抗爭，那些骨鯁之輩則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東林黨人。自天啟元年（1621年）至天啟四年（1624年），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專權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最後卻以失敗告終。東林黨人的失敗可以部分地歸咎於他們的僵化教條，不能審時度勢，缺乏靈活的政治鬥爭藝術。但歸根到底，他們的失敗還是形勢使之然。一方麵，忠臣的地位與忠臣的行為模式使他們注定了要在同魏忠賢的鬥爭中占下風；另一方麵，積年的朋黨之爭也給東林黨人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在東林黨人大失敗後，朝中的局麵大為改觀了，一切重要崗位都換上了魏忠賢的堅決擁護者。從這種意義上講，東林黨人的討魏鬥爭反倒促成了魏忠賢的專權。
天啟的最初幾年，仍然是東林黨人在朝廷中極其昌盛的時期。天啟二年（1622年），他們成功地排擠掉內閣中唯一的異己分子沈潔。在此前後，他們還不失時機地重新提起“梃擊”、“紅丸”和“移宮”三件曆史舊案，決心把那些在“三案”中同東林唱反調的人在輿論上弄臭。天啟三年（1623年）春天，正值京察大典，主持者吏部尚書張問達和左都禦史趙南星都是東林中巨擘，於是把原先專同東林作對的所謂“邪黨”人物紛紛貶黜外放。這次京察實際上成了一次東林黨排除異己的宗派主義活動。“邪黨”大量被清洗，東林黨人占據了幾乎一切要衝，按照《明史》上的說法，這個時期是“東林勢盛，眾正盈朝。”
起初，魏忠賢對東林黨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敵意。他也很清楚，全靠天啟帝的信任，他才能擁有那樣了不起的權勢，而天啟帝父子能穩穩當當地繼承皇位，又多虧東林黨人奮鬥不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東林於魏忠賢也算有恩。更何況，作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他需要在朝中勢力浩大的東林黨人的合作，需要他們的才幹和經驗。因此，在最初一段時間裏，魏忠賢對於東林集團相當客氣。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趙南星升任左都禦史，魏忠賢就曾派其外甥傅應星帶著禮物前去拜賀。隻不過那一次吃了閉門羹，因為東林黨人根本不想領這個情。
對於公然踐踏祖宗禮法，幹預朝政，甚至以皇帝的代理人自居代的魏忠賢，東林黨人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的敵對、仇視。從天啟元年起，他們井不斷的一次又一次地發動了攻勢，目標就是想要削弱魏忠賢的勢力，打倒魏忠賢。
下麵是東林黨人同魏忠賢的鬥爭中最重要的幾次事件：天啟元年（1621年）十月，禦史周宗建為客氏出宮複入事抗疏極諫。給事中侯震暘、倪思輝，朱欽相，禦史王心一、馬鳴起，侍郎陳邦瞻等相繼疏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