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統治時期，標誌著聖人降臨的“祥瑞”屢屢出現。天啟六年，河南有“靈鳥”集結；第二年，山東又生出了“麒麟”（其實不過是黃牛的一個怪胎）。朝廷為此很熱鬧了一番，因為獲麟實在很了不起，當初孔子在世的時候才有過一次，此次再現當然意味著世上出現了能與孔夫子相媲美的偉大人物。在魏忠賢頭上的光環不斷增大的同時，關於他的一些荒誕傳說也開始流行起來。據說在魏忠賢極其窮迫之時，有一位善於風鑒者偶遇之於肆，“熟視之，撫其背曰：‘君過五十，富貴極矣！’”從此對他周濟照顧，結為死友。根據這種說法，魏忠賢的專權秉政顯然都是因為天命所歸。在魏忠賢垮台後問世的一本小說《檮杌閑評》中，還有過關於魏忠賢是蛇精下凡投胎的記載，這種說法大概也是源於魏忠賢鼎盛時期的神話，隻是褒貶的意味隨著政治形勢的劇變而完全顛倒了一番而已。須知，在我們的神話係統中，蛇既是龍的近親又常常作為龍的化象，與龍本來就不好區別。
這類有關魏忠賢的神話到底是出自閹黨的有意捏造還是來源於無知小民的杜撰訛傳，現在已無從考證，看來出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即出自後者，這些神話的傳播也反映了閹黨造神運動在整個社會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影響。在天啟六年前後，閹黨們確實掀起過一場聲勢相當可觀的運動，強行迫使全社會去接受魏忠賢是一個偉人、聖人、神人的觀念。這場運動采取了一種適合於古代文化背景的方式，就是在全國上下為魏忠賢大造生祠。
我國古代，迷信甚多卻無統一的大宗教，佛教、道教，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混雜不清地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中。因此，古代中國就有了數不清的廟宇，裏麵供奉著從皇天後土、佛祖菩薩直至胡黃大仙、五通淫魔的各式超自然生物。各種廟宇中有一個特殊的類別，就是所謂生祠。生祠中不供奉神怪之類超自然生物，而是供奉某一位活人。一般來說，隻那些因某種原因對某地方做出過特殊貢獻的人（主要是清官循吏），才可能被當地立生祠供奉。建祠通常還是在祠主離去之後，立祠的目的，多半在於紀念。即使如此，生祠仍然是一種相當罕見的現象，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重視蓋棺論定，對於活人的評價通常都十分慎重。至於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生祠，則除了魏忠賢一例之外，從來也沒有過。
最先想到建生祠的辦法的，是閹黨骨幹、浙江巡撫潘汝禎。他在天啟六年閏六月上疏，說蘇杭等地的機戶一向為織造之差所累，痛苦不堪，幸遇魏忠賢“為國惜民”，捐免本廠茶果等費用，又加快了驗收回執的回批速度，才使各地機戶脫於水火，機戶們因而自願捐資為魏忠賢修建生祠，以“世世頂禮”，請求朝廷批準。所謂救民於水火雲雲本來是無稽之談，但畢竟為潘汝禎提供了一個“為民請命”的理由。閹黨執政當局對這個新花樣很感興趣，立即批準建”造生祠，後來又以皇帝的名義賜名為“普德”。這第一座生祠不久即建成，位於西湖之濱，關羽祠與嶽飛祠之間，備極壯麗，大學士施鳳來為其撰寫碑記，張瑞圖題寫了祠額。朝廷還授杭州衛百戶沈尚文等為守祠專員，世代祝禧。隨著潘汝禎作俑，各地的官僚們紛紛效法，為魏忠賢建生祠立即成了一種政治時髦。
天啟六年（1626年）的下半年，人們對於潘汝禎建立生祠的創造性舉動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追隨建祠的隻有南京孝陵衛的指揮同知李之才。但到了天啟七年（1627年）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從正月至八月（天啟帝於這個月死去），據不完全統計，各地請求為魏忠賢建立的生祠達92座。由於政治局勢的突然變化，這些生祠中許多都未完工，一些甚至還沒有破土，但已經建成或在建中的生祠，規模之宏偉、氣象之壯觀都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廟宇。河南開封為了建造生祠，（祠名“戴德”），強拆民房兩千多間，整個建築設計前後有九重宮殿（九為純陽，是天子之數）。延綏的“祝恩”祠，完全用皇家專用的黃琉璃瓦蓋頂。祠內魏忠賢的塑像一般都要用沉香木雕刻，常常是頭戴帝王才有權戴的冕旒；有的還在發髻上鑽有空洞，用來簪四時鮮花。還有的地方唯恐魏大太監腹空無物，甚至用金玉珠寶做了心肝五髒裝在雕像體內。倡造者們也沒有忘記利用生祠的楹聯碑刻來為魏忠賢大唱讚歌，濟南“隆禧”祠的對聯就公然大書：“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