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大有複興之勢，不管其中充滿了多少曲折和多少雜質，這總是讓人歡喜的現象。民族的精神自覺，對自身文化的認同並主動傳承，這正是我們民族走向新生的必經之路。
在這其中，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漸漸成為了大家當下所關注的一個大題目，很多人都是帶著現時的困惑，希望能從這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千古完人”這裏，得到一些滋潤心靈的啟發和智慧。
不過，就我自己的一點心得和體會而言，在接觸王陽明之前，我們其實一定要弄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就是我們絕不能帶著單純的功利之心去他那裏尋找什麼成功之術，什麼製勝法寶，那樣的話便是偏了，起碼是狹隘了——“授人於魚，不如授人於漁”，陽明要給我們的明明是“漁”，為什麼我們還偏要向他求“魚”呢？
簡而言之，陽明心學的最大魅力就是要讓人的內心完善和強大起來！如此一來，還有什麼具體的困難是人所不能克服的呢？還有什麼成功，是我們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呢？
一代大儒黃宗羲即道：“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誠然，不學陽明，我們還要學誰呢？
一、陽明其人及思想緣起
王陽明原名王守仁，他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卒於嘉靖七年末（1529）。可見他主要生活在明代中期，這也是一個大明王朝由盛漸漸轉衰的時代，弊端叢生，危機四伏，直接衝擊著陽明的內心深處。
陽明生長在一個數世以儒為業的書香門第，到他父親這一代更是高中狀元，身列翰苑。顯與一般家庭不同，陽明從小就被無形中灌注了一種士大夫所特有的那種社會擔當精神及憂患意識。
陽明小時候個性活潑好動，已經展露出自己不服權威的思想苗頭。他雖然文才很好，但亦喜武事，曾經專門學習過騎射功夫，還曾到山海、居庸等關出遊。後來又曾一度鑽研兵法，這為他以後平亂定叛、建立事功打下了基礎。
少年時代的陽明就已抱負遠大，以聖賢自期，這既是他欲以一身拯時救弊的自覺精神的體現，也是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為了做到“居敬持誌”，他竟一改自己好戲謔的秉性，開始恭敬莊重、不苟言笑起來——當時他隻有二十歲，正是青春奔放的年紀，想要做到這一點不是那麼容易的，可他最終還是做到了！
但這才隻是他求聖求賢的一個小小的開始，陽明的整個心路曆程是長期的、痛苦的和曲折的。
他的弟子錢德洪在《刻文錄敘說》中道：“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
出於精神上的苦悶，陽明早年除了一度喜好擺弄辭章以外，就是長期沉溺於佛、道，“錯用了三十年氣力”。但是他畢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員，他的用世精神最終還是令他對釋老敬而遠之。
及至被發配到了龍場，“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嚐以動中者，誠知生死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
一番悟道之後，陽明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脫胎換骨的新生機會——這就是他從內心深處徹底顛覆了對理學的盲從，而萌生了自己的“心學”。
長久以來，見於程朱理學的支離，尤其是見於理學的知識化、煩瑣化與虛偽化，陽明對其一直有所懷疑。
當時，世風日下，士大夫平常誇誇其談，但做下的卻盡是種種卑下齷齪之事；陽明有感於士大夫的知行分離，對此便認定了理學是罪魁。
他對理學及“科舉之學”的抨擊比比皆是：“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複知有明倫之意矣。”
針對以上症結，陽明開出了自己的藥方，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就是力圖矯治能言而不能行的虛偽士風。
陽明的功夫是很切實的，比如有一位弟子疑惑說“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就不同”，又一個也說“靜坐用功，便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對此知行的難於統一，陽明便主張須在事上磨練，怕什麼偏要勇於接受什麼，努力克製自己，通過不斷的自我暗示、自我激勵來逐漸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
陽明晚年參與鎮壓民亂，但他逐漸領悟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於是更教人下功夫去“為善去惡”，以收點滴之功。萬不要急於一時，更不要自我感覺良好，否則又虛了！
因此，陽明不無憂慮道：“隻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二、陽明之學的諸般淵源
盡管陽明心學是對傳統理學的極大顛覆和挑戰，但是它還是沒有跳出傳統哲學的範疇，尤其它仍舊還是道德性命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