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守仁在《別方叔賢序》中寫道：“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誌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誌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誌，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他追溯了自己與方獻夫交往的簡單經過，尤其讚頌了方的學問及品德，可謂津津樂道。
令守仁感動的，除了方以外，還有廣東揭陽籍禦史鄭一初。鄭當時已是病入膏肓，但他還堅持去聽守仁講學，待聽說之後，精神為之一振！他認為自己過去在學問上誤入歧途，今日才得見陽關大道，真是三生有幸。
於是隻要守仁開講，鄭一初都要抱病前往。朋友們關心他：“你體弱有病，可等身體康複以後再去聽講不遲嘛。”
“唉！孔子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前番聽了陽明先生講學，已有聞道之感，便是今日死去，又有何遺憾呢？”還是堅持前往。
不久，鄭巡按浙江，死於任上。
這一時期，除了方、鄭二人外，拜入守仁門下的還穆孔暉、顧應祥應良等二十餘人，蔡宗兗、徐愛亦同受業。
此時，守仁最為關注的，是修養實踐之功。先前，人們在甫一聽到他的學說時，都疑似禪學；為了讓自己的學說與禪學有明顯的區別，讓大家不再懷疑，守仁不再強調去悟，而是去磨！
有一次，守仁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則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
“先生，那應該如何廓清心體呢？”應良疑問道。
“當然是要落實到行上，每行必善，有惡必除，長此以往，如磨刮鏡子一般，功夫就到了！”
“那似乎很難做到吧？”
守仁於是解釋道：“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才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麵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這種重視實踐的功夫，在守仁那裏，向來是一貫的。後來，他的學生錢德洪便為此說道：“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
待到守仁揭“致良知”的宗旨後，他的門生們“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複向裏著己之功矣。”錢德洪認為，那些穎悟承速的人，反而往往多無成，這正是功夫沒下足的緣故，是最可憂慮的事。
NO.4 再辯朱陸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興隆寺的三人會還沒維持多長時間，就已經引起很大的爭議了，也引起了當道者的注意。
三人所講的內容不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聖人之道，務求自得”。陸象山的學說被他們重新發明，朱子的學說則在他們那裏簡直不屑一顧。堂堂天子腳下，怎麼可能長期容忍幾個中級官員講那些與官方定論的東西有悖的言論的言論呢？
最令當權者們難堪的是，以守仁為首的大興隆寺的狂士們開口閉口說當今公卿久不講學，說詞章記誦為末學，這就等於公然向當權者叫陣。本來他們就已經覺得守仁他們太張揚了，所以這種情形絕對不能任其長期下去，大興隆寺的三個人必須要被拆散。
先是，喬宇到南京赴任，使得守仁等人在朝中失去了有力的靠山。這年十月，若水又接到一道任命，要他出使安南。
之前，守仁也因為一封給學生的信，頓時在士林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守仁的門人王輿庵讀象山之書有所心得，於是便與同學徐成之有所論辯，二人相決不下。
對此，守仁說道：“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便是沒有成之與你王輿庵爭論，你又豈能遽行其說乎？”
守仁的立場雖是調和的，但在徐成之看來，卻明顯是偏袒王輿庵的。徐有點不服，守仁便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輿庵推崇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嚐不教其徒讀書。而他自己說理會文字頗與人不同的地方，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
象山先生常常教導學生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又道：“克己複禮。”道：“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道：“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道：“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
這樣幾條宗旨，也是孔子、孟子的言論，難道是象山自己臆造的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係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何必因為忌諱二者之同而不敢言易簡覺悟之說，儒、佛二者的不同又不省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