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麵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滁陽別諸友》）
NO.4 定論朱子
五月，守仁來到南京。同時身在南京的徐愛這時成了大家的學長，專門負責一般性的事務和教學工作。
徐愛所發揮的作用甚至勝過了當年的顏回，自徐愛來南都，同誌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俞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鼇、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箎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
作為鴻臚寺長官的守仁，雖說日間多少有些公務要處理，但一旦無事之時，他便召集眾人，講論不休，往往至夜不散。
朱子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但在守仁看來，一個“滅”字，太過刻意，易令人急火攻心，而且還容易把人一些正常的欲求都去除掉；所以不如一個“去”，隻強調功夫，日久必見效力。
守仁南都講學，主要就以“存天理去人欲”為主，錢德洪回憶說：“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
有一次，一位朋友自滁州來，他說當地的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不少還已經背離了守仁的師教。
守仁於是跟客人說道：“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汙，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隻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
末俗的卑汙在於“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 故守仁教人靜坐，以自悟心體。如今見靜坐也易生弊端，所以守仁便不再那麼看重靜坐的功夫了。
陸澄在鴻臚寺暫住，這時他的家中突然來信，說他的兒子病危。
陸澄心甚憂悶，情不能堪，守仁便對他說道：“這種時候，你正應該用功，如果放過這時，平時學習還有什麼用處呢？人就是要在這種時候去磨礪自己！”
“可是，先生，我方寸已亂啊！”
“父親愛兒子，這本來是人世間最真切的感情，但是天理也有一個中和之處，一旦過分就是私意。人在這種境遇下，一般認為依天理就該憂愁，於是就一直愁苦，不知已經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了……”
“先生，那我該怎麼做呢？”
“一般來說，七情感發，大多已經有點過分，較少不及的。隻要一過分，就不是心的本體，必須調整適中才行。就如像父母去世，做兒女的難道不想痛痛快快地一下子哭死？但《孝經》就說‘毀不滅性’這並非是聖人強行製定的，而是因為天理本體就有一定限度，不能過分。人隻要懂得心體，自然不能增減一絲一毫的。”
就是在南京時期，守仁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這就是采集朱子強調涵養的若幹書信，編為一冊，名為《朱子晚年定論》，以示同好。
守仁倡為心學，這就不能不與朱子的理學相背離，因此被人視為“立異好奇”就在所難免了。為了融合與朱子的矛盾，守仁別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個“朱子晚年定論”的學說。
盡管守仁的這一創見有些牽強附會，甚至有些故意歪曲（有的言論根本不是出自朱熹晚年），但在他看來，人的觀念確實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如果一個人可以活幾百年，那麼他的觀念一定與幾十歲時相差很大。守仁自己一生求索，主旨數變，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定論》首刻於南、贛，這已經是編定完幾年後的事情了，有學生在跋中提到：朱子晚年病目靜久，忽然開悟到聖學之真正淵藪，乃大悔中年注述誤己誤人，並將自己的錯誤遍告同誌。陽明先生注意到了這一情況，為自己的學說與朱子相同而喜不自禁，於是便手錄一卷朱子學說中類己的地方，令門人刊刻印行。
守仁自己在序言則交代說：
“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複追尋其緒；自從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複湮晦。吾嚐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早歲業舉，溺誌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擾疲共，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