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看不出他這種家長式做法有什麼不妥。據說他曾經對自己教堂的牧師解釋說：工廠裏有成千的工人，生活很糟糕。他們的住房擁擠而肮髒；妻子因為丈夫的工資不足以養家而出去打工；他們在家中留宿客人，賺點小小的外快……這都是不對的，尤其是對兒童不好。
現在，這些人再不這樣生活了。付給他們體麵的工資，他們就能體麵地生活——而且很樂意過體麵的生活。他們需要的隻是表現的機會以及有人對他們感興趣——對他們有信心。加他對人的這種信任，隻有在他們的價值觀跟他相同的時候才有。他們工作的保障也是如此。在福特汽車公司不得不勒緊褲腰帶的時候，那些還有活幹的工人也得勒緊自己的褲腰帶。至於那些已經沒有活幹的工人，福特可沒有覺得自己對他們負有任何責任。
工人們逐漸對所謂的企業忠誠的概念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釋。快速、單調和緊張的工作，加上工作沒有保障，不可避免地會使他們產生怨恨情緒。亨利·福特和阿爾弗雷德·斯隆都未能理解工人們的這種態度，結果對將來的勞資關係和企業自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當價值衝突在20世紀30年代趨於尖銳時，福特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立場，而通用汽車公司則不情願地作了讓步，不光為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也為美國整個工業界重新定義了社會契約。
福特在最大限度地提高T型車的產量和效率的同時，也給他的供貨商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把汽車的價格降下來、產量提上去是福特追求的兩大目標，他也要求所有的供貨商為此作出貢獻。阿爾弗雷德·斯隆所在的海厄特滾柱軸承公司承受的壓力尤其大，因為福特汽車公司所需的軸承有一半要靠海厄特滾柱軸承公司生產。不過斯隆理解福特的邏輯，而且設計得比福特所預想的還要好：福特汽車公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海厄特滾柱軸承公司必須跟福特汽車公司一起增長，否則就得讓位給那些能夠承受這麼大壓力的供貨商。保持增長的要訣無非是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不斷地降低汽車的價格，以開拓更加廣闊的市場。但是人們甚為驚奇地發現，隨著汽車價格的下降，工資水平卻在上升。我清楚地記得，當福特先生宣布將為自己的員工提供每天5美元的最低工資保障時，汽車界的反應是何等恐慌……
那時，業內的通常做法是將工資定得很低，越低越好。隻要有可能，就要往下壓，實在沒辦法才往上提。通過合理的工資水平刺激消費是後來才認識到的，當時沒有人想到這一點。5美元的最低工資水平確實不錯，但隻是因為它使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們能生產更多的汽車。從1909一19lO年到1916—1917年，福特汽車公司的T型車價格逐年下降：950美元，780美元，690美元，600美元，490美元，440美元，360美元。同期汽車產量的增長數目分別為：18 664，34：528，78 440，168 220，248 307，308 213，533 92l，785 432。“不管亨利·福特自己的動機或邏輯是什麼，流水生產線的運用使福特汽車公司成為最有效率的汽車製造商，而每天5美元的最低工資保障進一步強化了他自己一方麵特立獨行，另一方麵又心係普通百姓的個人形象。
不過，對於被放逐的比利·杜蘭特和仍然管理著通用汽車公司的那些人來說，1914年的亮點既不是亨利·福特的發明，也不是他的知名度，而是皮埃爾·杜邦和約翰·拉斯科布作出的將賭注押在比利的“孩子”身上的決定。
來自特拉華州的保護人及其助手
跟比利·杜蘭特、阿爾弗雷德·斯隆和亨利·福特不同的是，皮埃爾·杜邦一直就很清楚，自己的一生將在他家族生產火藥和爆炸物品的企業中度過。企業冠著杜邦的名字，是特拉華州最大的公司。
皮埃爾出生於1870年1月15日，是家中11個孩子裏的老大。他從小在清教環境中長大，盡管家境富裕，但是每月隻有25美分的零花錢。14歲那年，公司的一個硝化甘油設施發生爆炸，其父在爆炸中喪生，皮埃爾一下子就成了弟弟妹妹們的頂梁柱，而他們的法定監護人，叔叔阿爾弗雷德·杜邦，則開始揮霍家產，整天酒色無度。17歲時，皮埃爾考取了麻省理工學院，成了弟妹們的家長，弟妹們實際上也真叫他“爸爸”。23歲時（即從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三年以後），叔叔阿爾弗雷德去世，皮埃爾成了所有九個弟妹的法定監護人（有一個幼年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