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1日，董事會正式選舉杜蘭特為通用汽車公司總裁。之後不久，皮埃爾就開始產生疑慮。在那次董事會上，銀行家們那派的7名董事全部被通用汽車公司四個主要的汽車生產公司的總經理和其他下屬單位的管理人員所：取代。比利還將那些最有獨立性的董事（除了皮埃爾和拉斯科布）都換成了自己的人，這些人的地位和工作都是杜蘭特給的。雖然皮埃爾曾經提出辭去董事職務的請求，但是比利請他擔任主席一職，請拉斯科布擔任董事。
比利很清楚，身邊有一個像皮埃爾這樣有聲望、有影響的人對自己是有好處的。不過，在6月份的董事會會議以後，幾個星期過去了，杜蘭特竟然懶得跟董事會主席溝通一次。最後，在一封日期為8月25日的信中，皮埃爾直接跟杜蘭特表達了自己的不滿：
我一直在等待聽取你對通用汽車公司有關事務的建議，這難道錯了？我的理解是，你會跟我討論這個問題的。因為我聽不到你的意見，我擔心，我因為誤會而沒能跟你商定一個方便的會談時間。
比利還是沒有答複。9月，他甚至要改組董事會本身，建議將董事縮減到5名，撤銷財務委員會。皮埃爾和拉斯科布斃掉了這個提議，但是董事會和公司治理問題在杜蘭特看來頂多屬於次要問題。他沒有時間向董事會解釋自己的決定，或者征求董事們的意見：事後來看，這確實是他犯下的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錯誤將導致他在1920年危機中被迫辭職。
打好基礎：第一步，鎖定克萊斯勒
1910年被放逐的教訓絲毫沒有改變比利的風格。他還是喜歡獨斷專行，不講程序，信馬由韁。他後來的勝利反而強化了他這種作風。馬傑裏記述了她在幫助他安排旅行日程時他對計劃的反應：“如果我事先作了計劃，”他說，“我也許馬上就得走，然後等著；也有可能我得多等一天，因而錯過這裏的哪個要緊會議。”
顯然，比利的處事方式跟皮埃爾·杜邦截然相反，更別提沃爾特·克萊斯勒和阿爾弗雷德·斯隆了。他沒有待在公司所在的底特律或者弗林特，而是跟三個官員待在紐約，這三個人分別是司庫赫伯特-賴斯、會計邁耶·普倫斯凱、法律顧問約翰·史密斯。正如杜邦的傳記作者錢德勒所說：
杜蘭特不僅想掌管一切，而且想獨自一人掌管一切。他覺得沒有必要依靠一個製度化的管理集體，而杜邦在經營杜邦公司的時候卻花了大力氣去建立這樣一個集體。
不過，杜蘭特也知道自己需要有忠誠而能幹的下屬幫助他處理公司的日常事務，使他能夠專心於公司的擴張。早在1916年1月，即與斯托羅的代理權大戰勝券在握的時候，他就已經明白，納什必須走人了。為了抵消納什留下的空缺，他知道無論如何也得將通用汽車公司產量最大、利潤最多的別克汽車公司的負責人沃爾特·克萊斯勒留住。
甚至在比利於1916年6月份正式而痛苦地宣布自己將取代納什為通用汽車公司總裁之前，斯托羅就曾經跟納什和克萊斯勒商量過一件事，那就是並購凱迪拉克汽車公司在汽車市場上的主要競爭對手：帕卡德汽車公司。納什和克萊斯勒對此很感興趣，但是這件事沒有做成。在斯托羅的支持下，納什後來並購了一家較小的企業：托馬斯·傑弗裏公司。納什將其改名為“納什公司”，幾個月後就使它翻了身，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像杜蘭特那樣，想辦法使它強大起來。這部分是因為納什既缺乏杜蘭特的那種幹勁，也沒有他那種通過股票市場進行融資的本事。加克萊斯勒在汽車業的發展受惠於納什和斯托羅的地方甚多，而跟杜蘭特卻沒有任何淵源。盡管他不願意再次舉家遷移，但還是隨時準備跟納什到托馬斯·傑弗裏公司所在的威斯康星州去。他向比利提交了正式的辭職書；比利則向克萊斯勒提出了一個讓他無法拒絕的建議。比利回憶道：我一接到這個辭職書，馬上就坐頭班火車趕回弗林特，直接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在那個辦公室待過好幾年，所以感覺就像回到了家一樣。克萊斯勒進來以後，我告訴他，辭職書已經看到了；來的目的是為了談一談，看能否找到一個解決辦法。”
沃爾特·克萊斯勒自己的回憶要更具體、更生動一些：我坐在椅子上；杜蘭特坐在我對麵。我準備向他提出加薪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