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新寫的一部傳記，傳主是張頷先生。
老先生還健在，已九十歲了。
他是一位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也可說是一位曆史學家。作為學者，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堪稱大家。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書法家。這兩項是他慣常示人的麵目。還是一位詩人，作舊體詩的詩人。《侯馬盟書》《古幣文編》《張頷學術文集》這類著作，見出的是他的才學，而那些舊體詩詞，見出的是他的性情，還有他的風骨。他有他的自尊，也有他的謙抑，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自嘲，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
若不是有這樣的人生境界，一個人怎麼能經曆那麼多的磨難，活到耄耋之年又有這樣大的成就？
我寫這部書，不是誰人的托付，也不是哪個部門的任務，是我覺得張先生這樣的人，值得我為他獻上這麼一部書，就寫了這麼一部書。很想仿效某些大作家的派頭，說寫什麼人就是寫他自己，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說寫蔡文姬是寫他自己。但我知道，就我來說，無論德行還是才具，哪樣都配不上。我枉上了曆史係，虛耗國帑，荒廢時日，成不了曆史學家。能為曆史學家寫部傳記，也算是聊補此生的缺憾吧。
若說此書，寫作上有什麼可稱道的，那就是從容，采訪一年多，寫作大半年，修訂又是大半年。從開始采訪到定稿，不覺已四個年頭了。
再就是，寫法上還是費了些心思，采用一種我過去從未用過的新體例——訪談體。它有它的好處，也有它的局限。最大的好處，是將曆史與現實糅合在一起，又以一種隨意的方式出之。最大的局限，也正在這裏，一種固定的方式，用於這麼長的一部書中，顯得太單調了。我竭力想做到的是，兩端之間，允執其中，將它的好處盡量地擴大，將它的局限盡量地縮小。縱然如此，仍要提請讀者體諒的是，它畢竟隻是一種寫作的體例，又是一種新的嚐試（對我而言），遷就之處多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亦多多。
我不敢說這是一部什麼人都可以看的書。就我所知，在中國，除了某一特殊時期，有一種書全國人民都要讀以外，世界上還不曾有過這樣的書。但我可以大膽地推測：它對那些少小就有誌於學術，一時又昧於方法的年輕人是有用的；對那些已有相當成就，又不以眼下的成就為滿足，年齡已然不小的學問中人是有用的。再就是，對那些不想著述，也不想精研某種學問，隻是喜歡看看書，增加一點與朋友的談資的風雅之士，也是有用處的。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在別的書裏得不到的東西，比如詩文掌故什麼的，既滋潤自己，也娛悅同儕。
不管是哪種人，有一種功效是敢肯定的，就是讓你在短時間內，振作起來，聰明一些。至於這種功效能延續多久，那就看你的造化了。這也是我為什麼給此書加上“一位睿智的學者”這麼個副題的道理。
感謝降大任、張慶捷、姚國瑾、張繼紅、蘇華、薛國喜、張崇寧、梁金平、李海濤諸位先生與女士，在寫作過程中對我的幫助。感謝林鵬先生為本書題簽。感謝三晉出版社，肯為我這樣一個已然淡出文壇的作家，出版這樣一本書。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於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