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李峪這個地方的向往，可說為時已久，可以推到四十年代在太原辦報的時候，總想有朝一日能親臨其境，親眼看看。當了考古所長後，總想著什麼時候，去李峪勘探一次，看我們有沒有運氣，再挖掘出新的銅器。一九六四年八月，趁去陽高縣勘察戰國貨幣出土地點之便，偕同考古所的郭勇同誌，繞道渾源，從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對李峪廟坡一帶作了勘察和簡單的鏟探，並在渾源縣城和麻莊作了訪問與座談。
到渾源的當天，據渾源縣政協副主席程醴泉、文史館員韓之魯諸老先生談，自從一九二三年渾源李峪出土銅器以後，經過一些舊官僚、古董商曆年的搜求，現在渾源縣已見不到這些東西了。第二天我們到縣文化館參觀，文化館的同誌從庫房櫃頂上取下兩件銅器。一件為長方形豆形器，一件為圓形蓋豆形器（足殘）。據文化館的同誌談，這些銅器從來沒有人注意，未列入展品，上麵也沒有貼標簽。我們問起來源，文化館的同誌隻知道是前幾年農村群眾送來的，既說不清村名，也記不得送來人的姓名。館內有的人記得似乎是麻莊（李峪西北六公裏）的一個農民送來的。經我們到麻莊訪問，並無其事，而且麻莊從來沒有發現過那樣的銅器。但這兩件銅器，既非傳世品，送來的又是農民，而非古董商和收藏家，所以這兩件銅器係當地產物無疑。特別是長方形豆形器，其形式具有濃厚的李峪銅器的特色。對這兩件銅器的考證就不必說了。說說大小和紋飾，你就知道多麼珍貴。
韓：書上有記載。長方形豆形器，高十五點九厘米，口徑長十五厘米，寬十一點二厘米，足高五點二厘米。蓋沿為曲線渦雷紋帶飾，器身口沿處亦為渦雷紋帶飾，圈足，耳為綯索紋。圓形蓋豆器，殘高十八厘米，口徑長十七點三厘米，足殘，露內範。蓋頂為蟠虺紋，蓋肩部和口沿部有虺紋帶飾，豆身口沿部分亦環以虺紋帶飾，兩環耳為雷紋中夾貝紋。你們當時的記錄可是夠細致的。
張：對它們的來曆，還要說兩句。這兩件銅器，因為沒有充分的根據，不能斷然判定為李峪出土者，但經檢諸文獻，複向當地關心文物的許多老者訪問，都說除李峪曾發現過戰國銅器外，渾源其他地方再未發現過類似的銅器。據程醴泉老先生說，當年李峪發現銅器後，周圍許多村的人都到李峪廟坡挖過寶。再據渾源麻國華《渾源出土古物圖說》中稱，當時銅器“毀棄散失頗多”。書中又說：“當時發見古物甚多，人競取之。”這也可以說明，李峪銅器當時流散到渾源其他村落者一定不少。再從這兩件銅器的土花鏽片看，絕非傳世文物，又非最近一兩年出土，因此我當時就斷定這兩件銅器乃李峪銅器的劫餘之物，大概是近乎事實的。
我們在李峪村勘察訪問期間，距李峪村約一公裏的東灣村，有個叫張培榮的農民，送來一個殘斷的戈頭，兩個馬銜，說是他十年前在李峪廟坡，距原來銅器出土地點不遠處，割草時土中發現的。兩個馬銜，各長二十二厘米，和《戰國式銅器之研究》圖版中，法國人王涅克收藏的渾源出土的三個馬銜形式完全相同。
李峪村農民高貴善也送來三件，一劍，一戈，一削刀的首部。高貴善即李峪銅器原來發現者高鳳章的侄兒。據高貴善稱：遠在一九三三年左右，他的叔父高鳳岐在距廟坡不到一公裏的木瓜堰鋤地時，還發現了銅鼎和銅鏡。他的父親高鳳舞（與高鳳岐均為高鳳章的堂弟）知道後，也到木瓜堰挖掘，發現了銅劍、戈頭等物。高鳳岐的銅器，被當時土匪知道後，將高鳳岐吊打逼索而去。高鳳舞聞之，隨即把銅劍、戈頭等掩埋於院中，其時高貴善尚幼，隻記得埋於院中，忘了埋在什麼地點。直到現在高鳳舞早已去世，高貴堂已四十歲左右，幾十年前之事，本已隱約將忘，高貴善於七月間在院落挖兔窩時，忽將這幾件銅器挖了出來。我們恰於八月間到達李峪，機遇不可謂不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