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的家鄉沛郡豐邑一帶，司馬遷是親自去看去聽去探查過的。司馬遷在記敘沛縣出生的幾位西漢開國元老的生平時曾經說道：“我到豐沛一帶采風，訪問當地的遺老故舊，尋觀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的故居，搜求他們當年的逸聞往事，真是聞所未聞，大長見識。”
可見，劉邦出生的神話，應該是司馬遷在當地采訪時聽來的民間傳說。在表麵荒唐的傳說後麵，很可能就隱含著未知的曆史真實。
在遠古的氏族傳說中，母親與神怪相結合誕生英雄，是父係不明的古代婚姻關係的遺留。在近古的民間傳說中，母親與神怪相結合誕生的英雄，或許就是婚外野合的結果。在古代，倘是背著配偶做愛，文言叫“野合”，在先秦、秦漢史上亦屬常見。姑且不論《詩經》中那些浪漫場麵的描寫，據《漢書·地理誌》介紹，甚至直到東漢時代，北方還流行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的風俗。就連秦始皇這位“千古一帝”，也是他母親“有娠”後，才由其前夫送給他父親的。
秦始皇巡遊吳越，在會稽刻石歌功，宣傳教化，特別告誡老百姓應該“防隔內外，禁之淫泆，男女潔誠”。可見當時在劉邦所出生的南方地區，這種“野合”的風氣同樣很流行，乃至上達天聽，要大書特書了。
有的專家通過對沛縣山川人物的探查也確實找出了這樣的依據：沛縣民間，男女風氣開放，野合外婦，是古往今來的常事。劉邦的大兒子劉肥，就是外婦曹氏所生。外婦就是婚外的情婦，劉肥是劉邦與情婦的私生子，劉邦做了皇帝以後，堂堂正正地封劉肥做了齊國的國王，當時當地，沒有人忌諱這種事情，甚至流傳以為美談。
劉邦生活的年月早已進入夫妻製的文明時代，這時的文人如要神化皇帝的出生，是不會在文字中留下直接的與人“野合”，非婚生育的痕跡的。司馬遷的描述則與眾不同，他采取婉轉的敘述手法，曲折地表現了這樣的場景：雷雨交加的野外，劉母與一避雨的陌路人一番雲雨，懷上了劉邦。這情景又恰巧被丈夫看在眼裏。在這裏，司馬遷一麵“神化”皇帝，一麵依然堅持了自己的史筆原則。假如司馬遷純粹出於神化皇帝出生的需要，那就不會如此赤裸裸地記載劉母與“蛟龍”（他人）發生婚外性關係的真實情景了。以此推想，司馬遷所采錄的劉邦出生的神話傳說後麵，很可能藏有劉邦是野合私生的隱事。
因此，關於劉邦的身世之謎，就有了劉邦其實是非婚生子的結論，就是說，劉邦其實是母親與外人“野合”產下的私生子，是在大家庭歧視的目光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正因如此，他才形成了與眾兄弟迥然不同的豁達性格和反抗精神，較早走向社會，並進而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關於這一點，學者們從《史記》中為我們挖出了一些線索：
《史記·高祖本紀》中講到劉邦生得儀表非凡、相貌堂堂，卻不討其父親太公的喜歡，常被指責為“亡（無）賴”，不能“治產業”。“及壯”，也就是到了30歲，才與好友一起“學書”，“試為吏，為泗水亭長”。他的成長過程與諸兄弟截然不同，顯示出他從小在家裏是備受歧視的。這是因為太公親眼見到妻子有外遇，不愉快的情緒自然會發泄到劉邦身上。
還有我們上麵曾經提到過的關於劉邦與長嫂間的過節，劉邦帶賓客到大嫂家蹭飯。“嫂厭叔”，假裝羹湯已吃完，用勺子刮鍋，賓客離去後，劉邦卻見鍋裏有羹湯，“高祖由此怨其嫂”。直到當了皇帝，長兄的兒子“獨不得封”，太公出麵說情，才封了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羹頡侯”。可見在劉氏大家庭中，連劉邦的嫂子也厭惡這個小叔。這個故事記載於《史記·楚元王世家》。
正由於劉邦年輕時在家中得不到溫暖，這才促使他投身社會、廣交朋友，成為“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而有遠大抱負的人。這些與劉邦後來出類拔萃、成就帝業有著直接關係。
當然，也有學者不讚成這一觀點。他們認為，農民出身的劉邦當上皇帝後，其卑微的出身使當時許多封建貴族難以接受。劉邦的部下及其後代也需要神化劉邦，因為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或低級官吏，一步登天之後，也需要有維護其統治的輿論為之張目。《史記》那樣描述劉母懷孕的情景，正是順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從司馬遷來說，他與當時的儒士們一樣，要服務於皇權，積極參與對劉氏家族的造神運動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史記》、《漢書》對劉邦出生的記載應是神話，這在古代史書中並不鮮見。
細細品味《史記·高祖本紀》的有關描述，可以看出來，為了神化劉邦的“龍種”身世，司馬遷的確經過了精心策劃。“劉媼嚐息大澤之陂”，是有意將故事的發生地點選擇在一個水域環境（“大澤”），因為龍是“水蟲之神”，“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接著寫劉媼“夢與神遇”，是在暗示神龍給劉媼送子來了，劉邦是受天命而生的龍種。接下去，有“雷電晦冥”、天氣驟變的描寫，是因龍總與雲雨雷電伴行。然後，“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孕而生劉邦，順理成章，而且皆夫妻間秘事，外人無從考查，隻能相信所寫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