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年輕的漢武帝真正掌握了國家的政權，盡管他聰慧通透、涉獵廣泛，但是對於統治臣民卻毫無經驗，更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於是，一心想有所作為的漢武帝，就再次詔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讓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治國之道，以備朝廷谘詢任用。
一時間，一百多個讀書人聚集到京都長安，都想通過金殿對策，取得皇帝的賞識，得個一官半職。在這一次對策中，一個名叫董仲舒的博學之士，走進了漢武帝的視線，並脫穎而出。
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學的博士，他自幼學習十分刻苦專心，因發憤鑽研儒家經典，三年中連自己家的園圃都沒有去過一次，史稱“三年不窺園”。他甚至連自己經常騎的馬，都沒有去分辨雌雄，可見董仲舒為經傳所吸引，簡直到了如癡若愚的程度。由於他不僅對《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當深入地掌握了儒學思想的精髓，所以當時人稱他為“漢代孔子”。
當漢武帝看到董仲舒的策文時，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議論所深深吸引，歎為奇文。隨即武帝又接連兩次召董仲舒上殿策問。董仲舒也對這位年輕皇帝能提出那麼多深刻的社會問題而大為驚訝。好在他多年講學研究，心中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儒家治國的理論。於是，董仲舒一一回答了漢武帝提出的問題。由於三次策問基本內容都是關於天人關係問題，所以，後人稱之為“天人三策”。
在這裏麵，董仲舒闡述了五大關鍵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切中要害。從而引起了這位年輕皇帝的重視和賞識，成為這次策問的“舉首”。
第一個問題就是新王改製：董仲舒認為一個新的國君登基以後，一定要改變一整套的製度。新王改製主要體現在“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什麼是“改正朔”呢？正，就是正月，正月是一年之始；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謂“改正朔”，通俗地說就是要改變曆法。那麼，什麼叫“易服色”呢？董仲舒說一個新王朝建立以後，要改變一下服裝顏色，當然，還不光要改服裝的顏色，祭祀的時候用的牲口、車馬的顏色也要改變。總的來說，就是改變一個王朝的顏色，中國古代都是一個王朝崇尚一種顏色。所以，一個新王朝建立以後要把舊王朝的顏色換成自己這個王朝的顏色，即為易服色。
那麼，董仲舒為什麼要這麼強調改變曆法和服色呢？這是因為董仲舒提出要改變的儀式過程中間包含了一個對於漢王朝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個新王朝建立以後，是否具有合法性。從而也就引出董仲舒所要闡述的一個重要觀點——君權神授，即“天命”說。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天人感應”說中著重談的就是這個問題。他說，一個人最終成為君主，並非人力所能決定，而是自然如此，是君權神授，是天命所在。因此，君主是天命或天意的執行者，他執掌生殺大權，發號施令，統治天下，其權力是“天意之所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執行天意。君主居於上天和人民之間，上天的意思通過君主而貫徹到人間。君主號稱為“天子”，上天與天子就如同父親和兒子，兒子遵從父命，君主服從天命。君主和人民的關係也是一樣，天下之人都要服從於君主，這就好比孩子歸順父母。總之，就是要承認君權。因為天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須服從君主的統治。反過來說，其他的人也想成為君主，但是他不具備這個天意，老天不支持他。所以，不管他怎麼折騰，他也最終成不了君主。董仲舒的這個說法，立即引起了漢武帝的極大興趣。
由此，又引出了“德主刑輔，重德遠刑”的主張，並以“春秋決獄”來匡正律令嚴峻的弊病，認為人君應當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倫綱常。孔孟認為人間有五倫，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則擇其要者改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將原先儒家主張的五種德性（仁、義、禮、智、信）合為“五常”。並認為三綱五常可求於天，不能改變。
三綱五常曆來被視為封建社會倫理秩序的根基，同時又達到了製衡君主權力這樣一個目的。三綱裏的父為子綱，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須信奉“天人感應”，施行仁政。
接著，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應的另一個論點——“性情”論。董仲舒指出，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人；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
可見，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因此，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為君者的所作所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