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製“四清”工作隊
人代會一結束，陳永貴就興衝衝地趕回了大寨。然而，村中等待他的卻是一瓢冷水，一種在他看來莫名其妙的舉動：“四清”工作隊正在大寨搞紮根串聯，搜尋著陳永貴和大寨“四不清”的證據。
早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根據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精神，從挽救幹部、幫助幹部的良好願望出發，從使國家不會“變修”的戰略高度考慮，決定在農村普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的“四清”運動。運動開展後，隨著對農村形勢越來越錯誤的估計，先後出台了“前十條”草案和“後十條”草案，推廣了所謂“桃園經驗”，“四清”運動遂發展成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階級鬥爭。
1964年2月29日，中共昔陽縣委召開有2345人參加的“學文件、揭蓋子、查上當、放包袱”為內容的四級幹部會，昔陽縣“四清”運動全麵展開。鑒於1963年9月中共昔陽縣第五屆代表會議上，縣委書記張潤槐少得42票，縣委內部存在不團結問題，昔陽縣被列為山西省八個社會主義教育重點縣之一。於是，昔陽縣委黨代會期間的不團結問題上升成了反黨問題。先是在晉中地區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把已調文水縣任書記的張懷英 定為指揮昔陽“反黨宗派活動”的頭目而隔離審查，隨後，昔陽縣主要領導王貴科、趙滿倉、李韓鎖等也分別被隔離審查，交代“反黨宗派活動”問題。同時，陳永貴也被叫去揭發批判張懷英。10月，張懷英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兩年，95人被定為“反黨成員”，278人為消毒對象，28人被調出昔陽縣工作，陳永貴也因涉嫌被說成是“反黨集團”的拐棍。這就是昔陽的“十月事件”。
11月，昔陽縣的“四清”運動由麵轉點，晉中地委在昔陽縣12個公社組織了幾千人的四清工作總團，進行“四清”大會戰，大寨村也進駐了四清工作隊。
那時，對大寨的“四清”，陳永貴滿有把握地相信大寨的幹部一沒有貪汙挪用，二沒有多吃多占，三沒有當官做老爺，大寨在“四清”中也一定能當個方方麵麵都清白的先進典型。因此，大寨幹部和群眾熱情歡迎“四清”工作隊的到來，陳永貴還要求大家要積極協助工作隊開展工作。
誰知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隊和對待“三類隊”（落後隊）一樣，一切活動對陳永貴等幹部嚴格保密，仍按照在“三類隊”搞“四清”的套路，紮根串聯，發動群眾，清查賬目，尋找大寨幹部的毛病，調查大寨的土地畝數有沒有少報、糧食產量有沒有虛報，幹部有沒有貪汙。這一切，讓陳永貴覺得很窩火，便和工作隊賭起氣來。工作隊不找他，他也不主動找工作隊。工作隊查找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給社員分配的口糧沒有扣除水分；二是大隊給掃雪的社員記工分不符合規定。陳永貴對此怒不可遏。他和所有的農村幹部一樣，不允許別人在自己的家門口拆自己的台。他“噌”地從炕沿邊站起來，磕掉尚未吸完的旱煙，一拍大腿：“磨道上等你個驢腳蹤，幹你狗日的！”
說來也巧，工作隊進村不幾天，大雪紛紛揚揚而至，虎頭山上白茫茫一片。要是往常，大寨幹部早就派人掃開進山道路，以方便人們出行和勞動。這回可不同了。工作隊不依靠幹部，幹部無權行動，雪停有日，仍大雪封山。那天，陽泉來了一批人要上山參觀，可虎頭山被大雪覆蓋，參觀的人上不去。工作隊要求馬上鏟開路，可是叫社員不理，叫幹部不管。沒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去找大隊長賈承讓。賈承讓不給派人，說：“我們還有權力撥人嗎？我們犯上一回錯誤還不行了，還讓我們犯第二回錯誤哩？”
工作隊的人被頂了回來，無可奈何之下隻好去找陳永貴。陳永貴說道：“權不都是你們的嗎？你們可以管起來嘛。你們可以把大寨的事辦起來嘛。我們又不會革命，隻有你們才會革命。”工作隊的人軟了，說：“參觀的同誌急要上山，鏟不開路上不去。”陳永貴不慌不忙地問道：“我們亂記工分不是比最落後的大隊還多嗎？那麼，他們落後的大隊今天鏟路不？”工作隊明知是圈套也隻好往裏鑽：“人家那裏沒人參觀，鏟什麼路。”陳永貴道：“你不是讓我們和他們看齊嗎？他們不鏟路，那我們也不鏟路。”工作隊的人著急了：“算了吧，我們承認錯誤還不行麼？”見對方服了輸，陳永貴才派人上山掃了雪。
分糧食不扣水分自然有多算糧食產量之嫌。陳永貴能言善辯，他爭辯道：“我們過去給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產下什麼給我們什麼糧食嘛，那時候沒除過水分，我們也不知道拿水分。我們認為人民公社一年所產的糧食和工業原料，除上交國家以外，留下都是公社的，有什麼水分可除呢？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集體，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分呢？”這一問題提得怪，言語中隱含著階級鬥爭的味道，工作隊不敢貿然回答。接下來，陳永貴更是語出驚人：“扣水分的目的，無非是變相的隱瞞，無非是自己多留一點少給國家拿一點。要是把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集體、自己的人民當成是一家人，我說就無需要扣除水分了吧！我們沒有扣除水分是優點，不是缺點，是正確的，要按你們那樣大的水分，你們究竟是滅了誰的威風，長了誰的誌氣；誰是反對哩，誰是擁護哩？我們大寨人民是堅決反對，徹底反對。而擁護的就是赫魯曉夫。”陳永貴選準攻擊角度，運用了當時盛行的階級分析方法，聽起來有理有據，工作隊的人一時無語。
接著，他繼續進攻：“我們一個人吃五百六十斤，你們給說成二百三十斤，一畝地打八百斤，你們給說成是三、二百斤，那隻有赫魯曉夫擁護！你們是給赫魯曉夫提供材料的，你們是替赫魯曉夫辦事的！我們不能承認這是錯誤，你們給我平反！”
但沒想到，陳永貴對“四清”工作隊做法的抵製引起了工作隊的更大不滿。沒過幾天，當已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陳永貴進京參加三屆人大會議之時，“四清”工作隊趁此時機，以更高的熱情去發動群眾揭發檢舉。工作隊在群眾大會上說：“大寨紅旗的旗杆上生了蟲蟲，不挖掉蟲蟲，紅旗就不能高舉！”他們白天黑夜地組織幹部開會學文件，誘導幹部們“洗手洗澡”，走家串戶地挖證據，到處搜羅幹部的問題。賈承讓、梁便良、宋立英、賈來恒、趙大和等黨員幹部被逼著檢查交代問題。大寨群眾看工作隊這樣對待一心為百姓謀利益的幹部，很是氣憤。在一次會上，社員賈承錄站了起來，說：“十指連心啊，咬咬哪個也心疼。你們究竟讓揭發誰，揭發什麼？大寨的幹部都是社員的貼心人，一心為集體，為群眾，不要說貪汙盜竊，就連集體的湯也沒喝過一口。你們這樣硬逼我們昧著良心說白話，到底安的什麼心？”說罷，徑直離開了會場。
出席三屆人大的陳永貴由縣裏派專車送回大寨時，正值大寨幹部處於“洗手洗澡”的檢討反省階段。往常，隻要陳永貴從外地回來，幹部群眾總是不間斷地登門，氣氛十分熱烈。這次一回村，陳永貴就明顯地感到空氣緊張，門庭冷落。直到夜深了，才聽得有輕輕的敲門聲。他趕緊起來開門，賈進才閃了進來，抱住陳永貴就哭開了，說咱這是最後見一麵了，活不下去了。正說著，梁便良也進來了，哽咽著對陳永貴說：“這哪是人受的罪！隻想等你回來，見最後一麵！”這天夜裏，大寨的五位支委都來找陳永貴告別，都說沒法活了。陳永貴勸了幾句，又劈頭蓋臉地把這些幹部訓了幾句，告訴他們不能死，告訴他們他已把大寨“四清”的情況向周總理反映了，有中央做主，不要怕。
陳永貴終究是陳永貴，見過大世麵。第二天，他無論在幹部麵前還是在社員麵前都表現得非常樂觀。他向社員們傳達了三屆人大的情況，傳達了毛主席、周總理對大寨人的問候，他說：“周總理在全國人代會上表揚大寨啦，毛主席接見宴請咱大寨代表啦！”他興奮地講著北京的見聞，講著毛主席請他吃飯的每一個細節，還特地對賈進才說：“毛主席和周總理還特別問候了你！”陳永貴帶回來的喜訊像一針針強心劑，使大寨幹部和社員又重新打起了精神。
對工作隊，他采取了冷落和不合作態度。
那天，工作隊主動登門找他談話。顯然，三屆人大會議使工作隊明白了陳永貴在中央的地位和在全國的分量，態度比前溫和了許多。在一番簡單客套的問候之後，正式要他談談生產問題，並表示這次談話主要是生產，不涉及其他。陳永貴心中的積怨正無處發泄，他看了看工作隊隊長，不客氣地說：“要談，咱先談‘四清’，再談生產！”
就在陳永貴和工作隊較勁時，1965年2月9日，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帶著河北省委第二書記劉子厚來到大寨。此前兩天，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副書記王大任等已先行到達大寨。
10日，李雪峰、陶魯笳、劉子厚等參加了由陳永貴主持的黨支部會議，聽取大寨支委對“四清”的意見。陳永貴的情緒比前一段時間好轉了許多。他在會上首先感謝上級領導對大寨的關心和愛護。在談到“四清”時，陳永貴提了一些意見，明確指出工作隊紮根串聯有問題，和一些表現很不好的社員紮上根了，工作方法有問題，出發點不是為了教育人，而是把人置於死地，往死裏整人，把大寨的幹部整得差點兒自殺了。
李雪峰對“四清”工作隊搞紮根串聯提出了批評，還就大寨搞“四清”重申了他1963年在華北局太原會議上的意見，他說：“紮根串聯，主要是指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的大隊，一種是階級敵人掌權的，一種是幹部蛻化變質的。像你們這樣的大隊，原來根子就正，而且很好，搞紮根串聯，不管公開、秘密，都是不應該的。1963年11月華北局太原會議時，我就說過，大寨是一類隊，派工作組去主要是幫助大寨黨支部摸索一類隊的‘四清’經驗，整個工作要依靠黨支部進行。工作隊來大寨，可能沒有把方法交代清楚，這是領導上的責任。”
關於大寨的“四清”，李雪峰說：“當然，大寨也不是沒有缺點，再正確也會有缺點錯誤嘛，這是一分為二的方法。大寨‘四清’，主要解決民主方麵的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不存在，因為你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搞得很好。”“你們自己領導搞四清，要總結經驗，檢查得好，團結得好，我們叫你們是‘尖子隊’。現在看來，凡是在省以上掛了號的一類隊，搞四清要實行單獨管理，這樣做比較慎重。”
李雪峰、陶魯笳考察過後不幾天，大寨“四清”工作隊就撤出了大寨。1965年2月中旬，按照周恩來總理的安排，由中央、華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陽縣委派人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共七人進駐大寨，直接由山西省委領導。根據周恩來和李雪峰指示的主要是“幫”的方針，新工作組宣布：“一切工作都經過黨支部”，工作組的任務是幫助大寨黨支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在新工作組的指導下，到4月底，大寨的“四清”工作結束。
1965年5月20日，康丕烈、裴潤、魏愛民三人聯名向山西省委、華北局和中央寫了關於幫助大寨黨支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報告認為，原晉中地委、昔陽縣委派駐的工作隊，“思想不明確，缺乏經驗，不敢大膽地相信黨支部”，“機械地搬用了三類生產大隊的四清做法”。報告明確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檢驗，再一次證明，以陳永貴同誌為首的黨支部，是一個經得起一係列嚴重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考驗的革命的班子。”“大寨是一個政治、經濟、組織、思想——四清的單位。它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搞好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六條標準。大寨不愧是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麵旗幟。”5月30日，中共山西省委將上述報告報送中央並華北局。
二、接受五級丈地考量
李雪峰一行來大寨一方麵是考察大寨的“四清”情況，另一方麵考察大寨土地畝數和糧食產量。在大寨已經被確定為全國學習樣板之時，在國務院已經派農業部部長廖魯言考察大寨之後，在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剛剛充分肯定大寨不久，為什麼還要考察大寨的土地和糧食產量呢？
原來，人代會期間，新華社《記者反映》內參上刊登了一份材料。這份內參寫到了大寨的耕地麵積，說大寨報的耕地是802畝，這是十幾年前土改時的老畝數。內參說根據太穀農學院（後來改為山西農業大學）一位在大寨工作的技術人員從播種的種子推算，大寨耕地畝數不是802畝，而可能是1200畝。內參裏還寫到陳永貴驕傲自滿，說當地有人反映大寨是“一俊遮百醜”。1200畝比802畝多出近50%的耕地，這實際上就涉及到大寨1964年糧食畝產有沒有“過長江”的問題，涉及到大寨這個全國農業先進典型的真實性問題，涉及到陳永貴這個全國勞動模範的品質問題。
這份內參是由新華社山西分社采編主任李玉秀寫的。李玉秀後因這份內參，“文革”時期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挨了批鬥。關於它的由來，李玉秀後來在一篇文章中是這樣講的：
1964年冬天，我和山西分社記者田培植，攝影記者周樹銘去昔陽大寨采訪……我當時的想法是，對於陳永貴這一全國著名的先進人物，要做好公開的正麵宣傳。當時並不曾想過要寫內參，更不是去挑毛病……
大寨正在搞“四清”，對記者更是絕對保密。“四清”工作組組長叫劉德懷，是中共山西省晉中地委宣傳部副部長，是位作家。雖然我們是老朋友，過去見麵無話不說，但他這次對於大寨“四清”的內容，卻守口如瓶。我們三名記者住在大寨，真有點度日如年的感受……
在大寨進行艱難采訪時，山西省副省長王中青來大寨考察工作。他是政府官員，又是副省長，“四清”工作隊對他殷勤接待，還要向他彙報工作。我和王中青也往常打交道，處得很熟。他見到我便說：“大記者，今晚‘四清’工作組給我彙報大寨‘四清’情況，你有沒有興趣聽聽他們彙報？”新聞記者最大的興趣就是了解新聞。我便欣然同意，並高興地開了個玩笑，說：“謝謝省長關懷。”
當晚，我和田培植聽了“四清”工作組的彙報。他們除了充分肯定大寨幾年來農業生產發展的成績，也談到了大寨少報耕地、隱瞞糧食產量的問題，以及陳永貴在大寨一手遮天、驕傲自滿、獨斷專行等作風問題……彙報中還引用了常駐大寨的科技人員以播種的種子數量推算，大寨的耕地麵積可能是1200畝的例子。
……
“四清”工作組的彙報，引起了我思想上的震動。我感到，陳永貴弄虛作假，少報耕地畝數、虛報糧食產量，涉及到一個勞模的品質問題。回到太原，我便向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史紀言詳細彙報了上述情況……同時，山西分社又向總社國內部電話彙報了上述情況。總社指定讓我們去北京進行詳細彙報，於是我和田培植去了總社。國內部農村部、內參組負責同誌聽了彙報，認為有必要向黨中央反映這些情況，提出讓我寫篇內參。我再三說明，這些材料是聽大寨“四清”工作組向山西省副省長王中青彙報的情況，記者沒有進行核實。大寨是毛主席、周總理肯定了的典型，應該更加慎重。總社國內部，特別是內參組的負責同誌堅持認為應該向中央反映。
我之所以在最後接受了內參組負責人的建議，主要是考慮到，新華社是黨中央的耳目喉舌，新華社記者有責任向中央反映自己了解到的真實情況。這是無產階級新聞記者的光榮職責。而且，從我所了解的一些重要情況，也值得讓中央了解全麵情況，便於對陳永貴進行培養教育，促進他健康成長。在我的思想深處，絲毫不曾想過反對大寨，更不曾想過反對毛主席樹立的大寨紅旗。天地良心，敢對日月。於是，我和田培植分工，他寫公開報道，我搞內參。
劉少奇看了大寨耕地不實的報道後說，這涉及一個勞動模範的品質問題。周恩來總理看到這份內參後，馬上打電話將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和山西省省長衛恒叫到中南海，專門了解此事。周總理嚴肅地說：“如果大寨耕地畝數確實有虛假，外國記者捅出去，國際影響不好。”他指示立即派人到大寨重新丈量土地、核實糧食產量。於是，當即組成了國務院、華北局、山西省委、晉中地委和昔陽縣委派人參加的五級聯合丈量土地隊，奔赴大寨，開始了五級丈量大寨土地的工作。
當時，為了完成五級丈地的工作，山西省委派出農業廳長康丕烈和省委辦公室副主任帶著一批助手到大寨會同國務院工作組一道進行查田核產工作。
“四清”工作隊那時還在查找大寨幹部的毛病，又來了個五級丈地的工作組，陳永貴的心裏自然不是滋味，“他們丈地我們心裏像刀紮一樣。我們是怕暴露黑地嗎？不是的，根本不是。我們在解放以後，在互助組時期，就大力提倡整修土地，但是那時候還是一家一戶的生產，土地還有界線，思想也有界線。在一九五三年辦起農業生產合作以後，就開始了土地基本建設，因為能夠統一製訂計劃，土地連片了嘛！人到集體，思想也到集體了嘛！我們晝夜不停，不分天冷下雨，冬天冷到零下二十度或者下著雪，我們也沒有停過工。那樣辛辛苦苦地勞動，整地整出了‘錯誤’，我們是心疼這哩。”盡管陳永貴對丈地一事耿耿於懷，但由於是周恩來總理領導的國務院安排的，對總理感情很深的陳永貴對五級丈地工作組還是表示了歡迎，給予了積極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