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名啟超，字卓如，別署飲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號。父名寶瑛，字蓮澗，母氏趙。他為中國極南部的一個島民，即廣東新會的熊子鄉，熊子鄉是正當西江入海之衝的一個島。他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國受外患最危急的一個時代，也正是西歐的科學，文藝以排山倒海之勢輸入中國的時代；一切舊的東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會政治的組織，自聖經舊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漸漸的崩解了，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嶄新的外來的東西。梁氏恰恰生於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為這一個偉大時代的主動角之一。梁氏四五歲時，“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間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嗬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日：‘汝自視乃如常兒乎？’……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十五歲，母死。時肄業於廣東省城的學海堂。學海堂是阮元在廣東時所設立的。他沉酣於乾嘉時代的“訓詁詞章”的空氣中，乃決舍帖括而有意訓詁詞章。十七歲，梁氏舉於鄉。第二年，他的父親偕他一同赴京會試。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許字給他。下第歸，過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誌略》讀之，乃知有所謂世界。這一年的秋天，他和陳千秋同去拜謁康有為。這是梁氏與康氏的第一次的會麵，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與思想起了一個大變動的一次重要的會麵。梁氏在《三十自述》裏曾有一段話提到這一次的會麵情形，很足以動人：於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餘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第二年，康有為開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裏的萬木草堂。康氏講述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梁氏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他自己說，他“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著《新學偽經考》時，他從事校勘。著《孔子改製考》時，他從事分纂。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與李氏結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學於萬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雖服膺康氏，卻也並不十分讚同他的主張。“治《偽經考》，時複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複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為然。”(《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八頁)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複入北平，“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自述》）“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自珍)劉(逢祿)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清代學術概論》一百三十九頁)六月，中日戰事起，梁氏惋憤時局，時有所言，卻不見有什麼人聽信他。他因此益讀譯書，研究算學史地。明年，和議成。他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康有為也聯合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梁氏亦從其後奔走。這一次可以說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運動。七月，北平創立強學會，梁氏被委為會中書記員。不三月，強學會被封。第二年，黃遵憲在上海辦《時務報》，以書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專任《時務報》的撰述之役。他的報館生活實開始於此時。著《變法通議》，以淹貫流暢，若有電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達出當時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暢言的政論。這一篇文字的影響，當然是極大。像那樣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筆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辯驚人的嶄新文筆，在當時文壇上，耳目實為之一新。丁酉十月，陳寶箴、徐仁鑄，聘他到湖南，就時務學堂講席。這時，黃遵憲恰官湖南按察使，譚嗣同亦歸湘助鄉治。湖南人才稱極盛。不久，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這更給他們以新的刺激。時務學堂學生僅四十人；而於這四十人中，在後來政治上有影響的卻很不少。助教唐才常為第一次起義於漢口而不成的主動者。學生蔡鍔則為起師雲南推覆袁氏帝製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時，梁氏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劄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抨擊無完膚。及年假，學生各回故鄉，出劄記示親友。全湘大嘩。反動的勢力便一時蜂起。葉德輝著《翼教叢編》，張之洞著《勸學篇》，皆係對於梁氏及康氏、譚氏諸人的言論加以抨擊的。當時的康梁，談者幾視之與“洪水猛獸”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