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對於政治這樣的“熱中”，所以他一有機會，便想出來做一點事，為國家做一點事。政治上的活動人物，有兩種不同之型式，一種是革命者，一種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綱，有他的主義。他是要徹底改革的，他是要徹底建設的。改良者則不然，他不見得有具體的政綱。不見得有一成不變的主義，他不想破壞現狀，他沒有打倒了一個舊的，創出一個新的之雄心，他隻欲在現狀之下，使他盡量的改良，盡量的做一點好事。非萬不得已，他決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勢力。因為他相信有所憑借而做事，每是犧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徹頭徹尾是這樣的一位改良派的政治家。傳說中的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古傳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則惶惶然若不可終日，皆是這個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便反對革命而主張君主立憲；在袁世凱未露逆謀之前，便始終以為他還是可以與之為善的；在段祺瑞最無忌憚的時代，便也未覺得他是絕望了的。總之，他是竭力欲出來做一點好事的。現狀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渺茫的，所以還是就現狀之下，而力謀補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點好事，即僅僅是一點也是好的。像這樣的“熱中”下去，當然未免有“不擇人而友”之譏。然而他的心卻是熱烈的，卻是光明的，卻是為國的；即在與最不堪為伍的人為伍著時，我們也還該原諒他幾分。比之一事不做的處士，貪汙壞事的官吏，其善不肖為何如。何況梁氏也曾兩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麵目，為正義自由，為國體人格而戰，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溫情主義者或容忍主義者之恥呢！
四
在學術上，梁氏對於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確的分剖與批判。他的話是那樣的坦白可喜，竟使我們無從於此外再讚一辭：
啟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淺薄，啟超與有罪焉。啟超常稱佛說，謂“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故其生平著作極多，皆隨有所見，隨即發表。彼嚐言“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啟超平素主張，謂須將世界學說為無限製的盡量輸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輸入者確為該思想之本來麵目，又必具其條理本末，始能供國人切實研究之資；此其事非多數人專門分擔不能。啟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委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辟新局；就此點論，梁啟超可謂新思想界之陳涉。……啟超與康有為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複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啟超“學問欲”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曆若幹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嚐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蘅館日記》雲：“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清代學術概論》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頁)
他因為“愛博”，所以不能專，不能深入，因為他“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所以“淺且蕪”的弊，也免不了。然而他究竟是中國“新思想界之陳涉”，雖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篳路藍褸，以開荒荊的功績已經不小了。且他還不僅僅為一個陳涉而已，他的氣勢的闊大，規模的弘博，卻竟有點像李世民與忽必烈，雖未及建國立業，其氣勢與規模已足以駭人了。他在政治上雖是一位溫情主義的改良論者，野心一點也不大，然在學術上，他卻是一位虎視眈眈的野心家。他不動手則已，一動手便有極大的格局放在那裏；不管這個格局能否計劃得成功。他喜於將某一件事物，某一國學術作一個通盤的打算，上下古今的大規模的研究著，永不肯安於小就，作一種狹窄專門的精密工作。例如，他要論中國的學術，便寫了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要論中國的民族，便寫了一篇《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要對於“國學”有所講述，便動手去寫一篇《國學小史》，要對於中國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動手去寫《中國文化史》。這些都是極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卻一往無前的做去；絕不問這個工作究竟有無成功的可能。他的《中國學術史》，據他的計劃要分為五部分，其一：先秦學術；其二：兩漢六朝經學及魏晉玄學；其三：隋唐佛學；其四：宋明理學；其五：則為清學。他的《國學小史》為民九在清華學校的課外講演；五十次的講述，講義草稿盈尺。我們未見此稿，不知內容究竟如何，然即就其論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即《墨子學案》)而觀之，已可想見其全書內容的如何弘博了。最可駭人的還有他的《中國文化史》的計劃；他為了要寫此書，特地先寫了一篇極長的敘論印行，名為《中國曆史研究法》。在他的已成的《中國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會組織篇》上，我們又見到他的《中國文化史》的全部計劃。這個文化史，範圍極為廣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敘述曆史事實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圖書的印刷，編纂，收藏的《載籍篇》，凡關於中國的一切事物，幾無不被包括在內。現在且鈔錄其全目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