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
這是2005年7月5日，李開複走進他老板的辦公室說的第一句話。為了這句話，微軟與Google兩大巨頭不惜對簿公堂，一場對李開複的爭奪就此展開。這場越演越烈、被業界廣泛關注的官司事後被認為是微軟針對Google越來越猖獗的挖角行動所表示的姿態。作為Google從微軟搶走的級別最高的雇員，李開複必然成為全方位法律糾紛的首要目標。在此後的法律進程中，李開複在宣誓作證的時候說，微軟高級副總裁裏克·雷斯特（Rick Rashid）曾經勸告他說：“你不應該走。如果你離開，你的境況將會令你很不愉快。”
盡管最後雙方達成了和解，但是這場官司對李開複的影響是巨大的，後來他回顧起2006年Google中國所麵臨的諸多誤解和困難時，他說：“應該說，經曆了2005年的官司，我對外界的判斷改變了，打官司的時候會看到更多誤解的存在，當時我所碰到的困難遠遠超過其他的事情。”
盡管麵臨著種種困難，李開複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促使身居高位的李開複離開工作了七年之久的微軟呢？或者如同李開複所說，又是什麼原因使他勇於去追隨自己內心的選擇呢？
路遙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有的人以無所謂的態度對待選擇，他的生命也因此變得一文不值，過著隨波逐流的生活；有的人謹慎而明智地對待選擇，因而他道途通達，事業順遂。選擇絕非一件易事，它如同一場考驗，在檢驗著每個人的見識、能力、誌向和決斷。
有這樣的一件事情或許可以說明李開複是如何麵對抉擇的。
1998年，微軟CEO斯蒂夫·鮑爾默訪問中國，有一天下午原定與李開複一同拜訪時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但那天上午微軟研究院還安排了一個麵試，其中有一位很優秀的博士，把李開複、沈向洋一幫聰明人提的四個難題答對了三個半，於是李開複就告訴鮑爾默，“你自己去見總理吧，我要去見學生。”結果那天下午，他真的把見總理的時間全部給了這名博士。
易地而處，或許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見總理，但是李開複的邏輯很簡單：沒有什麼事情比和學生見麵更重要，而總理並不需要他在場。
麵對選擇，人們一般總會有兩種聲音：一個是來自頭腦的聲音，一個是來自內心的聲音。頭腦會告訴你，你要理智，你要慎重；但內心會說，這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選擇，那隻是一個大家認為比較合適的選擇。
追隨內心的選擇，是一種崇高的信仰，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是一種向上的動力。
在李開複成長的路上也有過許多重要的選擇，例如四歲時向父母爭取提前讀小學、在大學時從法律係轉到計算機係，但毫無疑問，他在職業發展中的三次遵從內心選擇至關重要，也正是這三次選擇成就了今天的李開複，成就了他在中國互聯網行業和在中國學生中的地位。
1988年，在取得了“非特定人連續語音識別”係統的突破後，李開複順利通過了博士答辯，從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係畢業。在李開複的恩師瑞迪教授的力薦下，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學院一改傳統做法，挽留李開複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書。有著良好商業意識的瑞迪教授將李開複的研究成果做成了一個軟件，並以每年10萬美元的價格許可給一些大型商業機構，當時IBM、Apple、Microsoft等10多家公司都在當年就購買了技術許可，李開複也成為各大公司瞄準的目標，但李開複還是聽從導師的意見留了下來，從而繼續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
這對李開複來說可以說是一個理智的選擇。在讀博士的時候，李開複一直把瑞迪老師當作自己的楷模，所以他覺得這個工作很好，留在學校，可以很自然地給自己一個機會來走老師曾經走過的路。但是後來李開複發現，許多教授都把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到了如何獲得終身職位、怎麼樣去找到最好的學生、怎麼樣去發表論文等上麵。包括自己也將更多的時間花在怎麼找經費、怎麼寫論文上麵。雖然他的論文一篇一篇地發表，但都沒有能夠成為真正的“產品”。
在那段時間裏，李開複自己也感到很困惑。自己這樣的選擇是否錯誤了呢？
如果你了解李開複在大學時從法律係轉到計算機係的場景，你就會發現，此時李開複的處境與當時又是何其的類似。正是老教授在哲學課上對“make a difference”——也就是對“影響力”的闡述，才使得李開複萌生了轉係的念頭；而此刻，李開複感覺，雖然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計算機科學係是世界頂尖的，但這個工作已經逐漸地偏離了他的期望，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太小，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如何追隨內心的想法，將自己的影響力最大化也成了李開複思考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