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佩服的中國人（2）
梁：我很早、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釗，他號叫章行嚴先生。他寫文章的筆名有時候寫秋桐——秋天的“秋”，梧桐的“桐”。我年紀小的時候，我在中學讀書，14歲到19歲畢業了，十四五六七八，這個時候我就看見章行嚴先生——章士釗了——他的文章，不知道他這個人的名字，姓名不知道，就是看見他的筆名叫秋桐。他寫的文章，一種是歐洲通信，他人在歐洲，寫給報紙，把歐洲情況，叫做歐洲通訊、留歐通訊，我看得很有趣味。特別是呢，他有些個論政治製度的文章，因為那個時候中國要學外國，政治上學外國，那麼就有開國會的問題，有議院。議院有一個問題，就是還是兩院製呢，還是一院製？議院跟政府的關係，像英國，政府是對國會負責，對眾議院負責，責任內閣，政黨內閣。他寫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我非常有興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都是熱心中國的政治改造，最欣賞的、最覺得好的是英國式的政治，他剛好是介紹這個東西，討論這個東西，中國要學外國，就是學兩院製呢，還是一院製就可以了呢？有沒有必要兩院呢？他這些個文章我都愛讀，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誰，隻留個筆名。這是在我年紀輕的時候，年紀隻有十幾歲的時候，而且在北京中學讀書的時候，看報紙、看文章看到這個，我就欣賞這個人，欣賞這個人的議論、文章。
後來呢，就看見上海有一個叫《民立報》，《民立報》發表的文章也多半是論政的居多，這個文章筆名就寫行嚴。我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姓什麼，可是我看見行嚴的文章，就想這個人的文章恐怕跟秋桐是一個人，真的姓名我還不知道，我判斷他恐怕是一個人。後來呢，在日本梁啟超、梁任公出了一個刊物叫《國風報》。《國風報》上偶然登了一篇文章，《國風報》多半都是論政的，偶然登了一篇文章，是講把西文、西洋學問的名詞翻譯成中文，翻譯、譯名的問題，怎麼樣的譯名算是譯得好。因為過去嚴複，嚴幾道先生他就討論過譯名的問題，他有三個標準：一個是要信——言而有信的“信”，單人旁一個言字；一個標準是信，還有一個達，表達出來，第三個還要雅，文雅。嚴先生論翻譯講究這個，他翻譯外國東西要遵守這三個標準，所以他翻譯出來外國的東西，都是文言的，都是很文雅的，沒有白話。這個問題就叫做譯名問題、翻譯名詞的問題。在《國風報》上看見有一篇文章，是討論譯名、討論翻譯問題，署名叫“名質”——人名的名，物質的質，討論的問題不是論政，跟我看到的文章不相合，這個“名質”用的人名、筆名，既不是秋桐，也不是行嚴，而是用一個很新鮮的“名質”兩個字，但是我一看，這三個名字實在是一個人，我的判斷是這樣，後來證明果然是一個人。
這個時候，他在日本出版一個刊物，叫做《甲寅》，這個時候我給他通信，從書信上有來往，我才清楚他的名字是章士釗。後來到北京，我就很喜歡跟他親近，很佩服他。可是佩服他之後，我又失望，怎麼失望呢？因為這位章老先生，他比我歲數大了很多，他是一個很有才的人，多才，多才嘛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爛——吃鴉片，賭博，賭錢，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個、兩個、三個，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歡。雖然很不喜歡，我還是一直到他90歲的時候我還跟他往來。
艾：在香港1973年逝世的。
梁：對了，93歲。
艾：您看這個也不錯，雖然生活上這個樣子，一樣活到93歲（笑），好像沒有影響他的身體。
梁：好像是那樣。
艾：別人呢，您佩服的就是……
梁：這是我年輕的時候很佩服的。再一個我佩服的也是姓章，就是章炳麟，章太炎先生。我覺得他的學問好。他也是……
得力於佛學（1）
……
梁：我認為他是外行，隔膜的，他比較年輕的時候也算是革命的重要人物，他那個時候是有點批評孔子、反駁孔子，可後來又變了，晚年他又佩服孔子。
艾：辛亥革命以前，國粹的道理，孔子不要，墨子、荀子還是要，那您對章太炎最佩服的是哪一方麵的？
梁：學問很深造，人品也個性很強，不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艾：有沒有別人了？您講的……
梁：兩個章。
艾：後來您到了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您佩服的人有沒有變？
梁：如果說那個時候，在中國的名人裏頭不是有康梁嗎？（艾：是。）我是很不喜歡康；我佩服梁任公，喜歡梁任公，剛好跟梁任公也有來往、親近，並且這個親近呢是，我嘛比他是後輩啦，小學生啊，他來我家先看我，很虛心，這點我很佩服他。他大我20歲，他從辦《新民叢報》那個時候，我就愛讀他的文章，後來就跟他認識了。像剛才所說的，民國九年（1920年），他居然一個老前輩，很有名望的，先到我家裏來看我，我那時候還沒有名，我心裏頭很佩服他。那麼他為什麼來看我呢？原來他這個時候注意佛學，人家告訴他，說我講佛學，所以他來看我。在佛學方麵他很虛心，盡管我們是後輩，他很虛心。可惜他給我很多信，我都損失了，沒有保留。（指在“文革”中被毀——整理者。）
艾：您跟他有往來一直到……
梁：一直到後來，到後來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他故去了。民國十八年我從廣東往北方回來，到的時候他已經故去了，在廣東的時候，他還跟我通信。可是我很不喜歡康。
艾：是。尤其是他提倡儒家為宗教以後，好像您……
梁：他不是要搞什麼孔教會？不過這個問題還小，（艾：這個問題還小？您說他……。）最大的問題是他這個人虛假，很多事他做假。比如他寫文章，有倒填年月的事情，後來寫的東西，他把它作為多少年以前寫的東西。這何必來呢？不老實。
艾：對，對。我以為可能您對他的《大同書》會有反對的地方吧，有不同意的地方吧？
梁：他不是有本《大同書》嗎？我書架上還有。我覺得這種“大同”的理想，並不高深，不值得去那麼樣子吹捧。設想遠的未來的社會怎麼樣子怎麼樣的，可以設想，可以去做一些個想象，也可以把它寫出來、說出來，不過應當認為價值不大。應當重視科學，不要做些什麼幻想。幻想也可以說嘛，不過不會有很大價值，實事求是的這種研究才是有價值的。他這個人很高傲自大，當然他開頭要幫助皇帝維新，開頭那個是很了不起，很有創造性，很有創造精神，可後來不行。
……
艾：最後的問題是您最佩服的中國人是誰，章士釗還是……
梁：兩個章，還有一個章太炎。
艾：假如問您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是誰，回答會不會有不同？佩服與覺得偉大有分別嗎？
梁：有分別。
艾：您覺得最偉大的中國人物——無論曆史上的人物還是在人世的，是誰？
梁：我覺得也不是太過去，也不是現在的，恐怕還是毛澤東。
艾：還是毛澤東？那您……
梁：毛澤東實在了不起，恐怕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不過他晚年就不行了，晚年就糊塗了，有很多的錯誤。
艾：那毛澤東最偉大的成就是什麼？
梁：整個兒地創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這個是百分之百的事實，百分之百的事實。不過他這個人到晚年就糊塗了，有很多做錯的事情。這個錯的事情，失敗的事情，在周恩來沒有。周恩來是中國從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你指不出來他的不好的、做錯的事情，幾乎沒有，非常的完全他這個人。不過，很巧地，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給毛澤東做助手的這麼一個人。論人可是最好了，周恩來人最好了，最好。
艾：我也倒是覺得您這個說得很對。
梁：人人都紀念周，可是對毛，有人就不滿意，某一件事情不滿意。
艾：毛主席同中國曆史上的人物來比，您覺得他比較像曆史上的什麼人物？再過100年，100年以後的曆史學家研究這個時代的中國曆史，他們會不會把毛的角色和過去的什麼人的角色來做一個比較？
梁：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一般的說法都說漢高、唐太，漢高祖、唐太宗，一般大概都是說這樣子。可是（笑）毛看這些人，不那樣，好像他看得平常。
艾：另外一個問題，您最佩服的外國人是誰？就是說您聽說有，或是書本裏認識的外國人，您覺得最佩服的外國人是誰啊？
梁：我在哲學思想上最喜歡的，也算是崇拜吧，是法國的柏格森。
艾：到現在還是，我記得您當年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您也這麼說，您說第一次閱讀柏格森的著作，覺得是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事。所以您還是覺得外國思想家來說……
梁：當然德國的康德，我也很佩服他的思想上的深刻。
艾：那麼政治界的外國人，您有沒有覺得偉大的？
得力於佛學（2）
梁：我就不大清楚了，政治家、軍事家，我不大清楚。一般地，常常說出來的偉人，像拿破侖啊，一般地大家所說的，那麼我也就隨著大家吧，自己沒有特別的看法。
艾：很多人認為您是當代具有獨特智慧的人物，您有今日的成就，在您背後支持您的原動力是什麼？
梁：支持我的原動力？好像我還不大明白這個……
艾：哦。也可以說是動機，也可以說是心理的、精神的寄托，就是說為什麼有今天的成就？
梁：我覺得還是得力於佛，佛學。
艾：好，這個問題我了解了。
梁：我願意把佛跟孔子我再說一下，因為你不是說（笑）我是“lastconfucian”嗎？我想把佛跟孔子的異同說一下。也許我們已經都說過一下，孔子、儒家他總是站在人的立場說話，他說來說去還是歸結到人身上。可是佛家，他是超過人說話，他說來說去，歸結點也不歸結到人身上，歸結到超過人的那個地方，所以好像他們是很不同。不過還有同的一麵，就是“無我”——沒有我——“而救世”，佛家話就是眾生，眾生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就中國說吧，儒墨，墨子也是這樣子，都是在他生存的這個時候，他總是一生都在為大家奔走。所以表麵上沒有很大分別，但是我底下就要說一下孔子跟佛的分別。這個分別就是在“我”的問題上，關於“我”的問題，把它講得最清楚的，分析得最清楚的，是唯識家。佛學的唯識家，是講八識。八識，前六識，眼、耳、鼻、舌、身，這是五個，加上一個“意”，這個就是前六，前六都是應付外麵的，都是工具，都是對外的。運用這個前六識的，是生命，是活的，比如說人吧，活的人啦，這個在唯識家講，叫做“第七緣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