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這位林先生是誰啊？
梁：也許有些人不大注意他，可是實際上這個人是很有價值的。他名字叫林誌鈞，號叫宰平，他是福建人。
艾：我也沒有注意他了。怎麼認識他的？算是您的一位老師啊，或者朋友啊，或者……
梁：我就先說一說這個林先生。林先生這個人，人品最高了。他好像是人不大留意，好像不大出名似的，其實呢，他最為梁啟超所佩服。梁啟超是很出名啊，梁啟超享名很大，名氣上好像沒有像梁先生那樣出名，可是梁先生最佩服他。（梁啟超）臨死，把自己一大箱著作、手稿，有寫完的，有沒有寫完的，有詩、有文，有論政治的，有論學術的，一大箱，囑咐自己的兒女交給林先生，要林先生審定，哪個要的，哪個不必要的，歿後出我的文集都由林先生決定。所以梁任公先生的……，歿後出來的這部書——普通叫“文集”，有時候說完全的“全集”，梁任公先生的著作用“文集”的名義出版的，在我在的時候，很多書店給他出了，所以《飲冰室文集》是好多好多了。可是他把所有的東西，以及沒有出版的東西，乃至未寫完的東西，一大箱都交給林先生，由林先生審定，最後出了《飲冰室合集》。我說這個話，證明林先生的學問，更證明林先生的人品，他人品最高了，他人品最高。還要說一件事，梁任公在政治上很活動的了，他有他領導的政黨，政黨的名稱也前後有些變化，他要拉林先生到他的黨裏頭，林先生也一度參加，但是時間很短，他就脫離了，盡管跟梁任公還是很好的朋友，他說你這個搞法啊，我不行，我不跟你一塊搞。為什麼這樣子呢？為什麼他不跟梁任公一塊搞？梁任公是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他要大有所作為的，可是這一點林先生沒有，林先生就嫌梁任公、討厭梁任公有點亂七八糟。林先生是這樣一個人，潔身自好，他一生（笑）幹淨極了，在政治上、在社會上他是這樣一個人。所以梁任公佩服他，敬重他，把身後的事情交給林先生，我這個著作都請你來審定，哪個要的、哪個不要的，你定了之後出版。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來林先生的價值，這個價值了不起。他大我14歲，我現在88，所以他如果還活著，那就超過100了。我很佩服他，我很佩服林先生。我不能算是他的學生，但是我應當是對他自稱後學。他對我也很好，很愛護，我的朋友我常常介紹給他，比如伍先生（指伍觀淇先生——編者），他也跟林先生好，剛才我說的熊先生，都是因為我的關係與林先生相好——林先生管熊先生叫“老熊”（笑），他們感情都很好。熊先生後來有什麼著作都要請林先生看。這是說林先生。
艾：林先生您是怎麼認識他的？
梁：這個是好幾位前輩，林先生是我的前輩，大我14歲，梁任公先生也是我的前輩，大我20歲，蔡元培先生大我30歲。我很幸運，這些個前輩、老先生他們很早看重我（笑），沒有等我去求他們，他們就對我表示一種愛護，都是這樣，林先生也是如此，梁任公先生也是如此，蔡元培先生也如此，我都是受他們的知遇、愛護。年紀很小的時候，我還不夠30歲，28歲，梁任公先生就到我家裏來看我，他是個大有名的人，我還沒有出名那個時候。他們老前輩虛心，愛護有前途的青年，幫助青年，他們的意思好得很。林先生如此，梁先生如此，蔡先生更是如此，沒有蔡元培先生對我的賞識，我不能進北大，我還年紀輕得很。
生活中對我有影響的人（2）
艾：那林先生也是去找您了？
梁：對。就我的過去的經過說吧。我是在24歲的時候就參加當時的政府，做一個小事情，做司法部的秘書。後來，就在我在司法部作秘書的時候，《究元決疑論》在那個之前發表了，在司法部跟秘書在官位上差不多，稍高一點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來的？那個名字叫餘什麼……，我一時說不上來那個名字了（應為時任司法部參事餘紹宋——整理者），那個人跟林先生相熟，林先生就對那個人說——因為林先生看見我那個《究元決疑論》了——說請你介紹，請那個朋友，那個朋友在司法部跟我一塊，你跟梁表示，我想跟他做朋友。這樣經那個人介紹，跟林先生就成了朋友。剛才我不是說我28歲那年，梁任公到我家看我嗎？就是林先生同他來的。同他來的時候梁先生還帶著他的兒子，他兒子叫梁思成，是建築學家，還有一位有名的人，叫蔣方震。那一次，他們梁任公、蔣方震、林宰平跟梁思成，他們四個人坐一輛汽車來我家看我的，那個時候我28歲。其次再說一下伍先生（可參閱《伍庸伯先生傳略》一文，見《梁漱溟全集》卷四——整理者）。伍先生的價值很高。假如有人問我，你一生所親自見到的、最佩服的人是誰？那我就回答是這個。他跟林先生相好，可是跟林先生不相同。林先生學問很豐富，他很喜歡作詩詞，可是這個伍先生不作（笑），他是一個腳踏實地做人的一個人。我不是說，假定說在學術方麵我最重要的就是寫《人生與人心》嗎？可是我自己認為我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很重大的責任是什麼呢？就是替伍先生，把他的學問、為人，我要介紹給世界，給後人。伍先生這個人，就我來看，我認為是一個純正的儒家，腳踏實地的儒家。這個純正的、腳踏實地的儒家表現在什麼地方？表現在他的生活。……
（1980年8月16日）
後記
23年前，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訪問先父梁漱溟，連續長談十餘次，存有錄音磁帶，如今全部轉為文字成書問世。可說這是原本不曾料想到的事，而今竟成為現實；也可以說這是來之不易吧。
使此事得以實現者，首推今已98歲高齡的田慕周老先生。正是田老提出，並經手從遠在美國的艾愷教授處索取到這批錄音磁帶的，那是先父身故後兩三年的事，隨後又是田老親自邀約8位年輕朋友（他們名字是：孫明磊、高琳、周偉、周毅、陳波、蘇怡、孫藝、田雷），並自己也參與其中義務地將錄音轉為文字。因此，才得以將這一珍貴的訪談的詳細摘錄，約四萬字收入《梁漱溟全集》最後一卷（卷八）內。這是這一訪談內容首次與讀者相見；時間為1993年。
又過去了十多年，現在又由“一耽學堂”的逄飛、徐君、蔡陸、張來周、張佳等同誌，再次據錄音逐字逐句，不作任何刪節、修飾或潤色，全部轉換為文字（錄音質量欠佳或因存放過久而模糊不清者除外），共得十餘萬字。由於強調了要“逐字逐句”，因此口語中常出現的單詞或語句重複，甚至整段的內容完全相同，僅是詞語上大同相異小而重複出現者，均照錄不誤。這樣就為讀者提供了近於原汁原味東西，使讀者有若現場親自聆聽的感受。現在此書即據此為內容。
當此書出版事粗具眉目之後，又與艾愷教授聯係，請他為此書作序。他很爽快地應允，隨後不久即將序言寄來，並附一相片。艾愷教授的漢語真可以說是棒極了；無論是文筆或口語，水平均甚高。由於同一漢字常有四聲變化，外國人難掌控，說話時多給人奇聲怪調之感，而艾愷教授不在此列。他的文字功夫由所寫這篇序言也可見。這是他直接以漢語寫成的，不僅順暢，而且具有一些文言文色彩。這對一位外國人來說是十分不易的。
1980年他首次與先父相見時，我有幸見過他。先父故去後，他差不多隔三五年都有機會來北京，來後也多與我們家屬聯係相見，聊聊家常，我也曾請他來家中做客。家裏麵積較小，又無什陳設可言，稱之為“寒舍”，再恰當不過。如果備有飲食，也甚簡單，而艾愷教授是位平易近人、十分隨和的人，對此全不介意。現在他為此書寫出序言，使此書增色不少。但他對此書所作貢獻遠不止此。訪談有問與答兩方，缺一不可；而且他是一位對被訪者作過專門研究的學者，並著有被訪者的傳記專著，其提出的諸多問題，就深度與角度而言，都非泛泛，這也使談話內容多事關重要。因此可說，這次訪談富有內容，取得了成功，其中自有艾愷教授的功勞。還可以說，他與田老二人同為對此書成書有很大貢獻之人；當然他們盡力的方麵是有所不同的。
訪談內容涉及方方麵麵，讀者讀後便能知曉，無須贅述。但在此願指出先父在言談中所顯示出的那種心態與神情，值得一說。
此次長談時，先父已87歲高齡，可算時屆垂暮之年了，可他不僅頭腦清晰、思維敏捷，而且話裏話外不時流露出平和而樂觀的心態，毫無老年人易見的感傷、消沉的影子。例如談到中國文化的傳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們的心目中有多少時，他承認舊習俗多遭破壞，可他說“但不能說一掃而光啊！”“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他還有一種中國人的氣味吧！”，因此他對中國文化在中國的“前途並不悲觀”。至於說到世界的未來、說到人類的前途，他說：“我是比較樂觀的。”那為什麼如此樂觀呢？這自然與他自有其堅信不移的理念有關，而這一理念又正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自己所提出的。他認為人類麵臨有三大問題：人對物的問題；人對人的問題；人對自身的問題。三者先後各成為人生的主要問題，而一旦求得其基本解決之後，人類生活的主要問題便勢必由前一個轉為下一個了。也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自上世紀20年代中葉即提出“世界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複興”的主張，至今不移不搖，那麼，他為什麼自認為“我好像是個樂天派”就不難理解了。
不僅如此，他對自身種種經曆遭遇，如“文革”受衝擊、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圍攻等，當艾愷教授問起他時，他承認當時“心裏有點不愉快”，可“幾天我就過去了”，且發出笑聲，可說是談笑自若。而當談起先父也曾遭遇過苦難有類似於王陽明先生所經曆的“千災百難”時，如1939年出入敵占區時，他說那“差得多”。可問起他什麼時候最快樂時，他卻說都“差不多”；如說有什麼差別，就是“有時忙，有時比較清閑”罷了。甚至在談及生死時，他承認，人都是“不願意死的，其實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長生，任其自然”就好了。至於一生的成敗得失，如鄉村建設運動的失敗，奔走國共和談中的挫折、失誤等，在先父的心裏反有盡責盡力一念，成敗似是在所不計的。末了應指出，此訪談內容對研究了解先父梁漱溟有一定價值，而對這一資料的保存最為關心、最為重視的，莫過於田慕周老先生；現在終於得以成書，流傳於世，保存下來，這是可以告慰於田老的。最後，祝田老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