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淑子依然用極其細致的語言來描寫，那種愜意和瀟灑想必是她少女時期最難忘的回憶之一。
可是，一旦到了學校，她便開始變得謹小慎微，甚至如臨大敵。淑子就讀於翊教女子中學，雖說是女校，可反日情緒一點兒也不弱於其他地方。最初，淑子來到北京的時候，發現這裏的同學每個都會說極其悅耳的北京話，而自己本引以為傲的“二級翻譯”水平顯得那麼僵硬。於是，她開始變得膽怯，別人不問話，她就絕不開口。
讓她更加沉默的是，同學們常常組織一些小型政治活動和集會，宣傳反抗日本的言論。每到此時，淑子都隻能垂下頭，默不作聲。此時的她雖然未能清楚地明白戰爭是什麼，可她也絕對不能用言語中傷自己的祖國。
有一次，淑子應同學之邀，去參加野餐會。眾人和往常一樣，到一起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討論如果日本人打來了怎麼辦。大家一個個發表己見，表決心。輪到淑子的時候，她再也躲不過去了。麵對同學們期待的眼光，她支支吾吾地說：“我……我會站在北京的城牆上。”
因為這樣，不管是日本人的槍彈還是中國人的槍彈，都會將她擊倒。她在心中默默地對自己說，這才是我最好的出路。
那段時間，她的心中充滿了各種困惑，她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可中國卻是那麼的親近。她不懂兩國為何交戰，可這一切又遠遠不是她所能左右的。無助感和困惑感讓她變得更加迷茫。那時候，她常常一個人跑到太廟裏大哭，以宣泄自己悲傷的情感。
她在家的時候，擔任潘毓桂的見習秘書。為客人端端茶，帶他們穿過幽深的大宅子，走到潘毓桂的會客室。雖然這些微不足道的行為距離政治家還很遠，她還是一直認真地做著，並且努力做到最好。因為父親一直以來灌輸的價值觀，淑子這時候的夢想是“政治家的秘書官、翻譯官或者新聞記者”，可是她連政治是什麼都不弄清楚。
有一天，潘夫人忽然對她說：“以後見人的時候，不要咧著嘴笑，那樣看起來很諂媚。”
淑子忽然覺得很迷茫，在她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中，微笑一直是必修課。日本人認為“男子漢的膽量，女人的笑容”都是最珍貴的東西。她還未弄清楚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潘夫人又說：“你以後不要對人鞠那麼大的躬，顯得很下賤。”
或許，微笑和鞠躬就是淑子最初體會到的文化差異，外貌可以掩飾，服裝可以更換，可是這些植根於血液中的價值觀卻很難扭轉。當淑子好不容易習慣了中國人的禮儀，回到家中的時候，她母親卻責備她：“去了大城市之後，就變得越來越高傲了。”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京的反日情緒日漸高漲。山口文雄擔心女兒的安危，便三番兩次托人來北京勸說她回家。可淑子卻始終不願意回去。其實，這時候的淑子已經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了。她不僅深諳中國的文化習俗，還打心眼裏厭惡大多數日本人的種族優越感。
在北京求學的這幾年，淑子的生活看似平靜，其實暗湧不斷。那些來自中日兩方無形的壓力，壓迫得她幾乎窒息過去。而此時，她正處在叛逆期，亟待爆發。就在她內心開始叛逆、渴望改變的時候，一個重要的人物出現在她的生活中。這個人就是川島芳子。有趣的是，肅親王的十四格格川島芳子是被日本化的中國人，而淑子則是個由日本人一手打造的中國人。這兩人的相遇，真是令人不勝唏噓。這時候，淑子才十幾歲，還不諳世事，而川島芳子已經快三十了，曾經令她自豪的身份權力通通都開始離她遠去，這個曾經被日本人稱作“東洋貞德”的女人早已經開始走向末路。
淑子在天津過暑假的時候，曾經參加過川島芳子的招待會。川島芳子出現在淑子眼中的時候，穿著男式長袍，梳分頭，目光狡黠，從這位神秘女性的身上，淑子看到了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妖豔。
在招待會上，有人把淑子引薦給川島芳子。川島芳子看到這個美麗的少女十分歡喜，得知她是日本人後更加覺得與她很有緣分：“你的名字山口淑子和我的讀音一樣呢。”（在日語中“山口淑子”與“川島芳子”的讀音一致。）之後，川島芳子親密地與淑子交談，讓她叫自己“哥哥”。從此以後，淑子便成了川島芳子家的座上賓。川島芳子常常以各種理由邀請淑子去她家中做客，有時候是來了某個伶人琴師，有時候或許是某位“大英雄”。
起初，淑子很喜歡這樣的日子。從密不透氣的學生生活中暫時解放，享受到了自由的呼吸，那是一種醉生夢死的快感。川島芳子每天下午起床，然後開始吃早飯，召集一些女性朋友來家中玩樂，或是開著汽車在城中四處轉悠，幾天幾夜不回家，放縱到極致。這是淑子從未接觸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