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為人婦的董鄂氏能在順治的視野中出現，很可能同清代實行的命婦輪流到後宮侍奉後妃的製度有一定的關係。已經成為襄親王妃的董鄂氏自然在命婦之列，到宮內侍奉後妃，也就為順治同她的不期而遇提供了條件。可真應了那句“夢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值得注意的是，孝莊皇太後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初五頒布了懿命，以“嚴上下之體，杜絕嫌疑”為由，停止實施這個曆代都沒有的命婦入侍製度。
皇太後很可能已經聽到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的某些風流韻事。按照太後的布置，冊立內侄孫女為皇後的典禮即將舉行，此時哪能節外生枝；再說襄親王博穆博果爾又是個很看重禮法的人，一旦得知王妃紅杏出牆、移情別戀，肯定無法忍受；為了滿蒙聯姻、為了家庭的和睦，孝莊決定立即把一切都消滅在萌芽中，切斷順治同董鄂氏幽會的途徑，讓他們把剛剛萌生的戀情冷卻、淡化，在無聲無息中消失。
從順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到順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十九的兩年多中都發生過什麼，已經無從考察，但可以想象得出太後的禁令並未能阻斷順治同董鄂氏的戀情，而且最終一些風聲還是傳到了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耳中。為此，董鄂氏受到了丈夫的“斥責”，而順治竟打了這個滿腹委屈的丈夫一個“耳摑”。博穆博果爾“乃因怨憤”在七月初三去世，董鄂氏作為未亡人而進宮。
董鄂氏對順治為何會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在為悼念董鄂氏所寫的《孝獻皇後行狀》中，順治寫道：“後至儉，不用金玉，誦《四書》及《易》，已經卒業，習書未久即精，朕喻以禪學，參究若有所悟。”對《四書》、《易經》的學習，對書法的精通以及對禪學的領悟都使得董鄂氏同順治在文化上誌趣相投，彼此之間有說不盡的話題。
對順治來說後宮佳麗雖多，但不是來自蒙古草原就是來自滿洲世家，幾乎個個目不識丁。已經熟讀經史子集的少年天子，又焉能尋覓到知音！平心而論，董鄂氏比起那些漢族才女，還相差甚遠，但對於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順治，卻是難得的紅顏知己。
順治帝熾熱而又持久的愛，不僅在後宮，也在董鄂氏的心頭蕩激起巨濤。難以擺脫的負罪感與情投意合的愉悅糾纏在一起，然而博穆博果爾之死，的確令董鄂氏在內心深處懷有負罪感，撫今追昔，百感千愁，“恨不相逢未嫁時”！她最終得到冊封，堂而皇之地登上皇貴妃的寶座，並在順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七生下皇四子，而且此子一出生就被立為皇太子。
寵冠三宮也使得她成為眾矢之的，在情感激烈競爭的後宮，誰也不願意成為失敗者。當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時，順治立即追封皇四子為榮親王。盡管在順治諸子中皇四子是第一個得到親王封爵的，董鄂氏仍能感受到妃嬪中那些幸災樂禍的目光。經受喪子打擊之後的董鄂氏，已經虛弱到難以再承受生育的重負，一再向皇帝表示不必以己子為太子。
也許正是考慮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體狀況，廢後之念再次在順治的胸中湧動。本來他同第二個皇後就毫無感情可言，為了日後董鄂氏的處境，他必須讓董鄂氏正位中宮。深知其中利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順治已經停止向皇後進箋奏後，“長跪頓首固請”，並以“陛下若遽廢皇後，妾必不敢生”，力勸順治放棄廢後之念。
滿蒙聯姻籠罩著後宮，就像一條掙不脫的枷鎖，禁錮著多情天子與他的心上人。
董鄂氏一方麵品嚐著摯愛，另一方麵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順治十四年（1657年）她的父親鄂碩去世，對此董鄂氏的反應並非異常悲痛，因為她正擔心父親會依仗皇貴妃父親的身份在外麵招搖生事，父親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牽掛，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