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15日，家住日本北部新瀉市的中學生橫田惠放學後，與同學練習完羽毛球回家，在途中下落不明。其父母雖然八方尋找，但仍然杳無音信，橫田惠時年隻有13歲。此後，各地不斷都有人員失蹤的報告，如在福井縣，有一對年輕戀人在海岸邊散步時突然失蹤；在石川縣，新瀉縣的柏崎市和日本南端的鹿兒島縣，宮崎縣等地先後都有類似情況發生。更為可怕的是在富山縣有對年輕情侶在海邊差點兒被人綁架，他們驚魂未定地報告警察說，他倆正在卿卿我我時，突然有一夥蒙麵人從背後撲上來，將黑麻袋套在他們頭上，綁上他們的手腳，就要將他們拽走。他們拚命掙紮，大聲叫喊。正巧這時路邊有人經過，遠處傳來了狗吠聲，那夥人才扔下他們逃跑了。接到他們的報案後，警方緊急出動大批警員進行搜索，這批人早就不見蹤影。各地警方在接到報案後也曾多方調查、搜索，但是無論怎樣調查，都找不到像樣的證據，也沒有任何線索，隻好當作懸案掛了起來。
1997年1月，被北朝鮮綁架事件受害者家屬在新瀉率先成立的“救出被北朝鮮綁架的日本人會”（簡稱“救援會”），聯絡新進黨的眾議院議員西村慎吾，自民黨眾議院議員平澤勝榮等在國會中煽風點火。同年3月成立全國性組織“被北朝鮮綁架受害者家屬聯絡會”（簡稱“家屬會”），後又成立“為早日救出被北朝鮮綁架的日本人而行動的議員聯盟”（簡稱：綁架議聯，首任會長為自民黨眾議院議員前建設大臣中山正暉），“救出被北朝鮮綁架的日本人會全國協議會”（簡稱“救出會”），“早日救出遭綁架日本人的行動議員聯盟”（新綁架議聯，會長石破茂，會長代理米田建三）等組織，展開活動。這些組織的成員不斷出入首相官邸，還在國會周圍頻繁舉行集會，要求日本政府“對北朝鮮施加壓力，進行製裁，立即奪回被綁架的日本人。綁架問題一天不解決，日朝邦交就不能恢複等”。他們還在各地的大中學校，大小劇院、會所、飯店、碼頭、廣場等公共場所，到處開展遊說活動，以獲得人們的支持。同時他們走訪了日本大大小小的政黨，向各黨派首腦和名人訴說，陳情上訪。盡管人們對他們的遭遇非常同情，有時甚至會落下同情之淚，但是一聽到他們的要求就表示不敢苟同，所以他們幾乎四處碰壁。正如外務省的官員所說：“不能因10幾個人而停止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努力。為營救綁架人員而不惜犧牲邦交正常化，這是不符合國家利益的。”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等都曾就綁架問題發表過聲明，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同時強調事情在沒有調查清楚之前不要急於下結論，重要的是要搞清事實真相，然後才能對症下藥。就是這樣的態度招致了這些援救活動家的仇恨，就連“綁架議聯”會長中山正暉也沒能幸免。但是安倍的家庭教師，前警察長官平澤勝榮卻認為這是件可以利用的事件，極力攛掇“家屬會”成員向政府和政治家施加壓力，逼他們在這一問題上公開表態。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曾竄上釣魚島張開“太陽旗”向中國人民示威的新進黨議員西村慎吾更是公開叫囂，為“奪回”被“北朝鮮綁架去的同胞，不惜與北朝鮮開戰。”這兩位議員是“家屬會”成員最為信賴的政治家。而“家屬會”秘書長增元照明公開宣稱，“家屬會”信賴的政治家隻有3人，除了這兩人外，第三位就是安倍晉三。而安倍晉三也正是通過支持“家屬會”，到處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說，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覺得他十分強硬，屬於不折不扣的“鷹派”。
安倍晉三與綁架事件有著很深的關係，據他自己介紹說，當年他父親安倍晉太郎還在世時，“有一天綁架受害者有本惠子的母親有嘉世子（有本惠子，女，1983年到倫敦留學後下落不明，時年23歲。到1988年時有人發現她在平壤。是與她在一起的日本人，托到平壤旅遊的波蘭人帶了封信到日本，其中提到有本惠子也在平壤。）來到安倍晉太郎辦公室上訪求助。安倍晉太郎當時正在竹下登內閣擔任幹事長，安倍晉三在給他當秘書。安倍晉太郎的秘書飯塚洋負責接待他們，並把他們介紹給警察廳和外務省，但是，結果在那兩處都碰了釘子。”安倍晉三為此專門到警察廳和外務省去交涉過，但是在警察廳負責此事的，正好是曾經做過他家庭教師的平澤勝榮，平澤勝榮當時任警察廳保安課長，他回憶說：“1988年時，安倍晉三聽說了有本惠子的情況後感到義憤填膺，從那以後就非常關心此事，2002年小泉訪朝以後，張三李四都開始爭相插手綁架事件，說老實話，真正關心此事，並為綁架受害者著想的，隻有三個人，即安倍晉三、西村慎吾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