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從他13歲在武帝身邊做侍中起，到他慘遭冤害為止，也就是在漢武帝當政期間，和在昭帝即位後最初幾年，他是支持和執行漢武帝的政治改革措施的，但由於受到崇尚的世界觀的驅使，到了晚年在政治上失足，以致身敗名裂。
桑弘羊死後，在如何評價桑弘羊的問題上有著很大的爭論。儒家對桑弘羊這個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進行了誹謗和攻擊。宣帝時，桓寬所記的《鹽鐵論》雖然比較完整地保存了鹽鐵會議上政府與地方辯論的問題和內容，但是桓寬的立場是傾向於儒家的，他有意貶低桑弘羊。東漢班固在《漢書》中也不為桑弘羊立傳。宋代司馬光曾詆毀桑弘羊“不增加賦稅國家就能充足，這不過是設法用隱性的、轉嫁的手段來加重人民的負擔，它所帶來的害處要遠遠超過加重賦稅所帶來的後果”。蘇軾也咒罵桑弘羊“法術不正”“民受其病”。
然而後代的許多法家和進步思想家則充分肯定了桑弘羊的曆史功績。北魏賈思勰說：“桑弘羊實行的均輸法利國利民，是一項偉大的經濟措施。”唐朝的劉堰曾把自己的理財政策比作桑弘羊的“重興功利”。北宋的王安石則說：“能使天下之物互通有無、均濟貧乏的人，隻有漢代桑弘羊和唐代劉堰最適合。”這實際上是在讚揚桑弘羊和劉堰的功績，同時也在為自己的變法製造新的輿論。明代李贄則把桑弘羊列入了“富國名臣”的行列。由於曆史和階級的局限，對桑弘羊的評價不可能完全準確。研究桑弘羊的一生及其思想，要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現實出發，力爭將其放在整個社會這個大環境之中，從而給予比較合理和正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