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上，他參加北宋詩文革新，是詩文兼擅，對詞亦有所創辟的文學家。
文方麵，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以歐陽修為首的北宋散文革新集團的重要骨幹，為自然流暢、散句單行的古文重放光彩作出了獨特貢獻。在散文主張上，他具有突出散文經世致用，強調散文功利目的的傾向，但又不排斥散文的藝術性和審美作用。在散文創作實踐上，他表現出政治家兼古文家的鮮明特色：立意新穎，觀點超卓；長於議論，擅於說理；結構嚴謹，邏輯周密；語言簡勁，文辭奇峭；內容豐富深刻，緊密為變法服務；風格既區別於韓愈的雄奇奔放，柳宗元的沉鬱峻峭，又不同於歐陽修的委婉自然，曾鞏的雍容平和，蘇洵的簡切老辣，蘇軾的曠放恣肆，蘇轍的疏蕩紆折，顯得剛勁峭拔，雄健奇崛。他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獨具一格，在北宋乃至整個中國散文史上是別樹一幟的。
詩方麵，他是北宋傑出的詩人，為宋詩的發展起了獨特的作用。王安石發展了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的詩歌革新成果，前期多為古詩，題材豐富多樣，與現實政治緊密聯係，風格平易質直，雄健勁拔，後期多為律絕，主要是寫景抒情，詠物言誌，詩風精工深婉，寓悲壯於閑淡之中，開創了“荊公體”。在確立工理尚意，“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嚴羽《滄浪詩話》），重視表現形式的精細工巧等宋詩獨有特點上，歐陽修開風氣之先，而王安石則“始一大變”（胡應麟《詩藪》卷五），為蘇軾、黃庭堅最後形成宋詩特色奠定了基礎。他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詞方麵，雖作品不多，但引言誌、懷古等題材入詞，風格雄放疏朗，“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對後來蘇軾開創豪放派詞起了積極作用。
王安石在各方麵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變法中他有時固執己見，操之過急，在用人上有失誤，處理與同僚的關係有不當之處。思想上也有命定論、英雄史觀、神秘主義等唯心主義因素。散文創作過分強調實用功利目的，對文學特性和審美作用有所忽略。某些詩歌，特別是一些緊密為變法服務的篇章，寫得質木無文，缺少詩意。其詞勁直有餘，婉麗不足。但這些並沒有影響到他作為一個中國曆史上傑出的改革家和文學家的主流。
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學各方麵的卓越建樹，加上他輕視功名富貴，不慕酒色財利，勤政愛民，廉潔剛直的高風亮節，“平生行止，無一點”（《元城語錄》），稱他為“一世之偉人”（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絕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