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
在極言“現代”的現代漢詩寫作中，一位叫古馬的詩人，將自己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詩集，取名為《西風古馬》，顯然是刻意而為的。它既表明了詩人不免矜持而充滿自信的一種姿態，又表明詩人正是想通過這種“不合時宜”的命名或者自許，告訴他所身處的時代，他執意要奉送給曆史的，是怎樣特別的一份禮物——西風，西部，古馬，古歌，種月為玉，“飲風如酒”，“我行其野”，叩青銅而抒寫，那些“眉毛掛霜的靈魂們”亙古不變的詩心、詩情與詩性生命意識，並由此提示：詩，不僅是一種創新，更是一種找回。
（寫下這樣的開頭，在同處西部的西安，夜已經掛霜，點燃一支煙，我對自已說：今晚，我要在“先鋒詩”的外麵過夜，聽西風中的古馬，在唱些什麼）
研讀古馬的這部詩集，我首先注意到其中一首很一般但又很特別的詩：《我夢見我給你送去葡萄和玉米》。此作不是古馬的詩風所在，甚至連題材都遠離整部詩集的取向，似乎是偶然而為的一次習作，但卻在不經意中透露了詩人在“西風古馬”的意旨取向中，其潛在的創作心理機製。詩不長，卻完整而富有戲劇性地敘述了一位“尋上門的鄉下親戚”，帶著“粘帶泥土的不安的根”，為身居現代化都市中的友人（或親人？）送去“西域的葡萄”和“匈奴人在向陽的山坡上種出的玉米”的情景。事是虛擬的，是“我夢見”中的事，但因此而更顯真實而迫切。關鍵是這虛擬情景中對送禮人心理的刻畫：在兩種身份（鄉土與都市、傳統與現代）即兩種生命形態的對峙中“我被你緊張盯著的雙腳”，有“看不見的根須/在你客廳的地板上尋找裂縫”（多麼細膩的捕捉！）。盡管如此，執意的“送禮人”依然要借詩人之口（當然，實際上是詩人借“送禮人”之口）喊那久藏於心底的“執意”——“就像閃電穿透了烏雲/它們急切穿過水泥和一切隔閡//紮進你心靈的沃土/請你啊接受遠比這些葡萄和玉米豐盛的東西”！這裏的“它們”，是“青銅之聲”，是“生命之霜”，是“身體裏的鐵”，是“青山口/一支喇叭花年年吹紅/娶進嫁出的都是雲煙”（《青山口》），是“渠水汨汨/一棵白楊追著/星光的羽毛，漂流/在村子外麵”（《鴿子》），是“一粒沙呻吟/十萬粒圍著頌經”（《敦煌幻境》）……總之，是我們在所謂的成熟中走失了的某些東西，是我們在急劇的現代化中丟失了的某些東西，是我們在物質時代的擠壓中流失了的某些東西，如今，被一位敢於“原在”的詩人，一位在西部“原在”的詩人，——執意地“找回”，並“不合時宜”地奉送給他所身處的時代，而等待著時間的認領。
——這便是古馬，“西風古馬”經由他的“執意”，在有效地找回了“西部詩”的真義的同時，也有效地找回了當代詩人的位置。“世界將由美來拯救”，西部的美，在古馬的筆下複活並重新命名，為貧血而單調的當代詩歌，注人鐵的沉著和月的澄明。而這一切，在古馬這裏，卻顯得異常低調，表麵的矜持後麵，甚至還保留著幾許羞澀，西部漢子的矜持與羞澀。這個執意的“送禮人”，清醒地知道自己“不合時宜”，卻無法放棄“用詩的牛角，對人性中最本質、最原始的事物吹奏低音的關懷”（《創作自述》）。當然，他也因此與浮躁的時代拉開了距離，並為自己留下了恰切的位置，同時，也為所謂“西部詩”留下了恰切的位置。
（又是“西部”，一個隨時被拉出來做各種填充的大詞——僅就詩而言，在“西部”的名義下，有過多少曖昧不清的“填充”？先是“新邊塞詩”，繼而“黃土地詩”，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各種大同小異的名號，但其實質總難脫風情歌手與文化明信片式的套路，以至屢屢被納入官方詩歌版圖，成為其陳舊觀念的最後一片“大牧場”。而真正的“西部”——她的靈魂、她的風骨、她孤迥獨存的美，一直在期待著她真正的情人與歌手，為她留下真正能與之匹配的詩。於是有了昌耀，有了沈葦，有了葉舟，有了與她更貼近些的古馬……）
是的，更貼近些——我是說，作為古馬的“西部”，似乎更符合其本原的品性與質素。昌耀的高蹈，沈葦的宏闊，葉舟的迷醉，都不免過於強化了主體精神，而在古馬這裏，則是柔腸寸斷式的眷戀和尋尋覓覓的歌吟，一種親近而又疏離的客態抒情。在我看來，這正暗合了西部美的本質——西部之美，絕非昏熱的想象或虛偽的矯飾可言，她隻發自那些簡潔到不能再簡潔、原始到不能再原始的事物本身，而成為蒼涼的美、粗糲的美、最樸素又最純粹的美。在這樣的美的麵前，你可以做她的兒子，做她的情人，甚而成為她的奴隸，卻很難成為她的主人——她的美總是那樣平實而又出人意料，而她那遠離現代喧囂的洪荒的靈魂，又總是那樣深沉而不可企及。對此，選擇謙卑而非淩駕，醉心尋覓而非妄言，像一個“拾荒者”，在解密後的現代喧囂中，找回古歌中的天地之心，在遊戲化的語言狂歡中，找回儀式化的詩美之光。與“古道”有約的“西風古馬”，從另一個向度貼近西部，為她奉獻別樣的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