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七八十年代，張愛玲在大陸學界開始“浮出曆史地表”。張愛玲在這個時刻“浮出曆史地表”有其一定的背景因素。首先，從國內文學界的整體狀況來看，“一體化”的文學格局開始鬆動，作家和評論家們熱心追尋的是五四傳統的延續、“新啟蒙”、現代主義等等。國外的一些先進理論和論著也逐漸傳入大陸。1979年，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香港友聯出版發行，很快就傳入內地。一方麵是學術上的門戶洞開，思想解放，另一方麵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另類”敘述，二者很快就在思想上產生共鳴：原來，在思潮、流派、革命鬥爭史之外，在《創業史》、《紅旗譜》、《青春之歌》之外，還有錢鍾書、沈從文、廢名、張天翼、路翎等一批讓人癡迷的作家存在！更令人詫異的是，還出現了一個從未聽說過名字的張愛玲，並且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占據很重要的地位。所有這些，驟然改變了一大批青年學者的“文學史觀”。尤其是張愛玲，她獨特的寫作風格、非常個性化的描寫、對色彩的敏感都給人一種非常大的藝術衝擊。溫儒敏回憶說：“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們磕磕巴巴讀了夏誌清的英文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越發相信我們自己的藝術判斷：張愛玲是不應被文學史遺忘的一位傑出小說家。”（溫儒敏《近二十年來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再讀張愛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
然而這些隻是最初的“接受史”，這批“出土文物”作家對新時期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還隻是具有一種“新啟蒙”的意義。真正的學術意義上的研究還要等到80年代以後。趙園的《開向滬港洋場社會的窗口——讀張愛玲小說集〈傳奇〉》和顏純鈞的《評張愛玲的短篇小說》，都從學術研究角度考察張愛玲的小說題材、手法、風格特色，他們的研究標誌著張愛玲研究在大陸新時期的起步。在他們之後，老作家柯靈回憶張愛玲的一篇《遙寄張愛玲》引起了學界對張愛玲更為廣泛的關注。柯靈的文章先後發表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讀書》和《收獲》雜誌上，文章對張愛玲在40年代的創作和作品出版情況做了介紹，並且為張愛玲的研究者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同時，對張愛玲在40年代後期的遭遇十分感慨，針對張愛玲的文學創作與影響，柯靈說：“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功過得失，是客觀存在。認識與不認識，承認與不承認是時間問題，……”。《收獲》雜誌在編發柯靈的文章同時，重刊張愛玲四十年前作品《傾城之戀》，把張愛玲的影響進一步推向了社會。
80年代中期以後研究張愛玲的論文，較為重要的還有：饒芃子、董仲年的《張愛玲小說藝術論》，主要從張愛玲的小說結構、語言方麵進行評論；宋家宏《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和《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及其創作》，從張愛玲的個人氣質分析她心理上的“失落者”心態，所以她的作品才一直都帶有一種“荒涼”、“自卑”、“孤獨”。其他的研究論文還有呂啟祥《〈金鎖記〉與〈紅樓夢〉》，指出《金鎖記》與《紅樓夢》之間有緊密的關係，以《金鎖記》為首的小說中有很多《紅樓夢》的痕跡，這也是對四十年前傅雷對張愛玲作品批評的一個補充；張淑賢的《精神分析與張愛玲的〈傳奇〉》（《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做出精辟論證，這些論文都為以後的張愛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張愛玲研究在學術上已經逐漸升溫，但是流行的文學史上仍然見不到對張愛玲的論述。張愛玲真正在文學史上“浮出曆史地表”，最早是在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簡史》中，但較為簡略。隨後，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等人合作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論及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三個十年時，用了大約八百多字來寫張愛玲，指出張愛玲作品既有“古典小說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說色彩”，兼具古典和西洋小說的風格。由於《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現代文學史編寫上的重要影響，以後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和大學裏的現代文學史課程也都為張愛玲留下位置。
到90年代以後，張愛玲熱繼續升溫，許多大學中文係的師生都在做關於張愛玲的論文。對張愛玲小說中的意象、結構、心理描寫、女性主義等等方麵都有論文在研究。劉鴻音在《蔥綠配桃紅參差對照的藝術——張愛玲的〈傳奇〉及其他》中，指出張愛玲小說在繼承傳統的章回小說的藝術特色的同時，又能夠具備現代心理小說的特點，是一種“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同樣，姚玳玖在《闖蕩於古典與現代之間——張愛玲小說悖反現象研究》中既肯定了張愛玲小說營造的“古典”的形象世界，也指出小說對現代的感悟與破譯，表現出筆下人物在古與今、中與西的文化縫隙中不斷沉淪的精神狀態。也正是在這幾年，一批關於張愛玲的傳記相繼出爐：王一心的《驚世才女張愛玲》、於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阿川的《亂世才女張愛玲》和餘斌的《張愛玲傳》。無可諱言，這些傳記大多帶有商業炒作的痕跡，但在另一個方麵也說明這時的張愛玲影響之大。一些當代的中國作家如蘇童、葉兆言、王安憶等在寫作上與張愛玲的風格相近，已是不爭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