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舅舅與姑姑來替她說情，姑姑與張廷重吵了起來，父親用煙槍把姑姑打傷，眼鏡也被打破，血流不止，舅舅拉著她去醫院，姑姑發誓說：“以後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姑姑走後，父親把張愛玲關在樓下的一間空房間裏，除照料她生活的何幹外，不許任何人跟她見麵，還揚言要用手槍打死她。張愛玲知道父親不會打死她：“不過關幾年，等放我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我了。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很多年。我把手緊緊捏著陽台上的木欄杆，仿佛木頭上可以榨出水來。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為滿天的飛機。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
1938年
將近陰曆年，張愛玲逃出父親的家。不久，弟弟張子靜也逃了出來。母親由於沒有能力負擔兩個孩子的教養費，無法收留兒子。張愛玲把自己被父親軟禁的經過寫成英文投到《大美晚報》發表，編輯給她的文章定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張廷重看後大為惱火。六年後，張愛玲在《私語》中重提此事，那時她已經是紅透上海灘的知名作家了。
開始在母親那裏複習功課，預備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的考試，到英國留學。由於數學成績不好，母親黃逸梵為她請了猶太裔的英國人補習數學，補習費每小時5美元。
母親發現女兒雖然讀書聰慧，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麵則驚人地幼稚。於是細心地教張愛玲煮飯，用肥皂粉洗衣，走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麵部表情，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竭力要把女兒培養成淑女，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可在另一方麵，張愛玲則充滿了生命的喜悅，她會在向晚的陽台上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在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享受微風中的藤椅……
這年夏天，張愛玲參加聖瑪利亞女校的畢業典禮。在畢業年刊的調查表中“最恨”一欄，她寫道：“一個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結了婚”。表示對有才華的同學早婚的不滿，一方麵見出張愛玲對人的誠懇，另一方麵也有家庭陰影對她的影響。
1939年
與母親和姑姑遷居靜安寺路愛丁頓公寓。以遠東考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取英國倫敦大學，因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麵爆發，憑成績單入香港大學讀書。
獨自一人乘船去香港。她對香港的最初印象是“望過去最能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印在綠油油的海水裏，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衝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麵上廝殺得異常熱鬧”。母親拖一個叫李開弟的工程師到碼頭迎接張愛玲，李開弟是母親和姑姑的朋友，也是張愛玲在香港的法定保護人。不久李開弟去重慶，改托一位朋友照應，福建人，是一位工程師，在港大教書，兼任男生宿舍舍監。
初識終身摯友炎櫻。本年冬參加上海《西風》雜誌三周年紀念征文，題目為“我的□□□”，她發現自己在生活中的笨拙與可憐：“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嚐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去醫院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路。”但她亦有她的長處，即她的敏感和對一切美的東西的超乎尋常的領悟。她“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手摘樹巔的綠葉”。（《天才夢》）
張愛玲赴港求學後，母親移居新加坡，至1943年又到印度。
1940年
4月16日，《西風》月刊征文揭曉，《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征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在《西風》8月號上發表。同學炎櫻是阿拉伯裔錫蘭人，原名莫黛（Fatima），後又改為獏黛，獏夢，張愛玲替她取名炎櫻，兩人成為終身的朋友。張愛玲後來的散文集《流言》中曾收有《炎櫻語錄》，記錄她的聰慧與可愛。
1941年
《天才夢》由上海西風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