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本書的最後一行字，長長地籲了一口氣：好歹算是完成了一項工作。
十年前，筆者不自量力地接受了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交付的《張岱評傳》的寫作任務。正式接觸張岱後，難度遠比原來設想的為大：最主要的是因為張氏著作大多隻有手稿本或抄本存世，而其著述數量之多、門類之雜，更為開始時所未料及。僅是搜集（抄錄或複印）張岱的存世著作，我就斷斷續續花去了近七年時間。特別是其煌煌巨著《石匱書》及其《後集》，共達284卷，為複製、互校，先後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花費了大量時日。幸而近年時間比較集中，為收集、校勘張岱著作及相關材料，先後出差到北京、上海、紹興、杭州、南京等地十餘次，其中經過，難以盡述。然遍讀張岱著作，我深切認識到，並沒有枉費這些年所花去的精力：因為張岱實在是一位值得認真研究的大師級人物。在明清之際的學術-文化史上，他確有其卓越而不同尋常的重要地位。
本書從立項到完稿，轉眼間已近十年：《張岱詩文、著作編年》（本書未收入）和《年譜》初稿寫於1991年，最後一章則完成於今年暑假。“難產”如此，自己亦覺然。除了自己才思遲鈍、寫寫停停的主觀因素外，搜集材料過程中的幾次不順利以及因電腦出毛病而返工兩章，也大大影響了進度。故在本書付印之際，我要特別感謝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諸位先生：他們容忍了我為盡可能全麵搜集材料而遲遲未能交出書稿。
鞏本棟教授、蔣廣學教授、張宏生老師對本書的寫作十分關心，給予了許多幫助，並仔細審閱了書稿，令人感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裳先生：經何滿子先生介紹，他允我借抄了極為珍貴的張岱詩集手稿，不僅補足了鳳嬉堂抄本《張子詩秕》所刪略的全部詩作，核校了抄本異文，藉此弄清了有關張岱生平的一些細節問題；最大的收獲是，通過對照手稿，對魯迅先生“清人刻書而古書亡”的名論有了更深切的體會：有時一首詩，經清人一改，意思全失甚或相反。這使我深感治明清之際的文史，第一大難題就是所用資料的版本問題。盡可能地以手稿或早期抄本為依據，運用第一手材料細加比勘，這是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極力追求的目標；但本書尚未完全做到，但願以後能做得更好於此。
我還是特別感謝鮑恒學兄，1997年他同我一同為收集有關張岱的資料花費了大量精力；他對張岱詩文研究有素，其建設性的意見對我頗有啟發。本書第七章第二節“張岱詩歌的總體藝術特征”為鮑兄撰寫，承其應允收入，特誌於此並表謝忱。
國家圖書館孫學雷女士、南京圖書館曹紅軍先生以及杜誌軍先生、陳建設先生、周群先生、王華寶先生、謝秉洪先生、胡可先先生等，或為提供資料方便，或提出寶貴意見；國家教育部古委會對我從事張岱研究立項提供了經費支持，安徽大學科研處對這項研究亦十分關心；研究生劉彭冰、吳新苗校對了部分稿件；責任編輯俞潤生先生無私奉獻，做了極為細致的工作；82歲高齡的何滿子先生欣然賜序，令人感動。在此，謹一並表示我最誠摯的謝意！
本書僅是對張岱其人其學的初步探索，限於水平，錯誤、缺失在所難免，懇望學界同仁不吝賜教。
胡益民
2001年10月10日於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