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正式確定之後，那麼大唐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的建交也就順理成章，仍需要進一步進行確定的，就是雙方在各方麵利益上的一些協調了。
大唐是堅決的自由貿易推崇者，這個時候的自由貿易跟後世那種自由貿易是兩回事，其核心意義是商品能夠自由在國家和地區之間流通，而不受政策性限製，同時享有相對較低的合理關稅。大唐一直是采用一個比較低的關稅的，這個彙率之低廉，以至於讓走私者們都覺得很滿意。相對於這個時代英國人動不動就百分之二百，百分之三百的什麼煙草稅、糖稅，大唐對於進口貨物征收的稅率，已經是十分友好了。
高關稅稅率主要源自於這個時代歐洲人信奉的一個樸素經濟學理念——重商主義（ercantilism，也稱作“商業本位”），即一國的國力基於通過貿易的順差，即出口額大於進口額，所能獲得的財富。這種經濟學觀點是如此樸素，以至於絕大多數人都對此認可，甚至到了後世中國某些曆史類網絡小說中，還有人認為這種重商主義就是最好的經濟。
推及到普通的個人身上，一個人賺的多，花的少，似乎就能積累大量財富。早期的重商主義代表威廉·斯塔福強調國家在貿易中應該少買東西，顯然是不現實的，沒有足夠的原料輸入，自身也無法滿足國內需求，同時製造更多產品；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以托馬斯·孟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者，又強調多賣，於是這個時期各國獎勵出口，保證自己的國家是出於出超的狀態，而且將殖民地作為貿易出超的主要對象。
重商主義本質上是重視金銀貨幣的累計，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貴金屬貨幣的流入。那麼大批的貴金屬貨幣流入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從而破壞國內普通民眾的生計，也影響了工廠的繼續再生產，歸根結底還是對經濟的破壞。
在重商主義中還有一個隱含的重要理念，那就是國家之間不存在合作，隻有傷害和被傷害，簡而言之就是零和遊戲。通過多賣少買，各國政府認為能夠奪去競爭對手的大量資金，從而使其國力衰弱，保證自己的優越性。在這一點上，又呼應了西歐各國認為金銀貨幣是國力和經濟的終極體現。
後世的經濟學中大都認為，重商主義在某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內，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是存在其必要性和好處的。中學曆史課本中喜歡說西方人用血腥殖民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這是正確的，但不能忽視重商主義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大量的金銀輸入，是西歐國家完成資本累積的重要一步。
甚至推而廣之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也就是白南他們那個時代，中國也是在持續以一種特別的重商主義，在和平狀況下瘋狂地進行原始資本累積。當然，以重商主義形容未免不夠公道，畢竟這種貿易順差不是國家刻意主導下產生的，但也不能否認政策性的因素。主要原因在於整個經濟體製，偏向於鼓勵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這樣看來，在十八世紀的大唐共和國，在經濟理念上既是不同於清朝等傳統封建國家的自給自足、較為封閉的小農經濟低交換貿易理念，又不同於歐洲國家唯金銀至上的重商主義，是一種相對超前的經濟指導思想。
暫時來講，大唐的經濟政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不過根本上唐人不存在多賣少買的態度，而是多賣多買，一方麵促進貿易的繁榮性，拉動國內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另一方麵提高本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這裏麵自然有科技程度遠勝這個時代的工業能力因素作用，因為這種貿易不管怎麼做，似乎都是唐人占便宜。
以工業製成品、加工產品為主要出口商品，以工農業原料為主要進口品，這是一個完美的貿易剪刀，也是後世發達國家用貿易占發展中國家便宜的主要方式。
這一係列複雜的邏輯，不是阿方索一個十八世紀的西班牙大臣能夠明白的。其實西班牙人的糾結挺嚴重，重商主義思維下，他們極其抵觸優質的大唐商品進入墨西哥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從而排擠西班牙商品的市場，但是阿方索回頭一合計，發覺西班牙其實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商品能夠輸入殖民地，而且由於過於稀少的商品輸入，使得殖民地發展緩慢，而且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