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南打算對清作戰在政界並不算是什麼新聞了，早在候鳥計劃之前，白南就希圖利用武力逼迫清國就範，向大唐完全開放其港口通商，並利用坑害老百姓的清政府官方力量，為大唐帶來移民。
不過當時有人怒斥白南這是想進行一次“另類的鴉片戰爭”，徹底把自己當成了外國人，置中華同胞福祉安危於不顧，所以最終內閣根本沒有審議白南的這個建議。當然，那個時候白南隻不過是單純盡職盡責，在自己的角度上提出見解。其後候鳥計劃被采用，白南作為計劃負責人出使，所見所聞都反饋回來，讓所有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滿清的存在，實際上是限製大唐擴大發展的第一枷鎖。
劉放吾此時道：“從外部環境上來說，確實滿清對我們的擴張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負麵影響，但是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用一場戰爭，是否真的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任何一場戰爭都是有成本和損失的，我們不過是一個人口還不到十五萬的小國，雖然擁有著超出時代的見識和知識，但是用這種優勢去與偌大的滿清相比，就已經微乎其微了。即便我們能夠在局部戰場上打贏清軍，那又如何呢？如果清國死咬著不放，跟我們玩堅壁清野，最終受損的還是我們。”
對此，海軍的鄧希夷旗幟鮮明地表達了相反的觀點，他道：“不能忽視，滿清並不是一個近代國家，這是一個以二百萬鐵杆莊稼統治三億漢人人口的國家，雖然統治階層喊著滿漢一體，而民間經過一百多年的統治也基本認同了腦後的這條發辮，可是這樣一個異族建立的封建國家，天然在麵對危機時，考慮的不會是如何保護自己的國家和人民，而是考慮如何維持特權統治。
我們從前後兩次鴉片戰爭，以及之後的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都能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敵人具有實力威脅滿清首都京師，並且對皇室宗族和滿人造成極大傷害的時候，滿清會天然地期待以損害國人，也就是漢人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來保留自身。他們不介意外國人來分一口，隻要他們還騎在這個國家頭上，吸榨著漢人的血肉，他們便能夠接受。
這其實也是十分正確的選擇，假設真的像是劉將軍所說的，滿清對外敵堅壁清野，絕不妥協，那麼實際上外國人是占不到什麼便宜的。滿清怕什麼呢？他們怕中樞的無力、體製和威儀的喪失，會使得底層漢人民眾看到這個國家荒誕和虛弱的本質，怕漢人揭竿而起，將他們一網打盡。洋人能占幾分便宜呢，大不了割地賠款就是，這國家還是滿人的，可是如果真讓漢人得了天下，嗬嗬，前朝明宗室幾乎一個都不剩，都讓八旗給宰了，他們的下場也不會好到哪裏去。”
說到這裏時，鄭和、王景弘都是肅容，鄭和更是說道：“韃子與我們仇恨不共戴天，若是有機會，定要為我大明宗親報了這血仇。”
姚維春安撫道：“鄭部長，我們畢竟在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上考慮問題，牽扯私人仇恨不合適。”
鄭和點點頭，卻沒有說話。
劉放吾這時候又說了，道：“鄧司令所言也是有道理的，但是這裏麵有二個我們跟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最不同的地方。首先，那個時候的皇帝是庸庸碌碌的道光，乃至其後的清朝皇帝，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本領，性格上更是懦弱，到慈禧太後掌權的朝代，更是放大了您說的這種作用。可是我們現在麵對的是誰呢？十全武功的乾隆，堪稱中華四五千年曆史中，最為傑出的皇帝之一，而且這位皇帝什麼性格，在座各位大體都知曉，極為好麵子，而且剛愎自用，喜歡使用武力解決問題。若是我們真的打上門去，乾隆必然會覺得丟了大臉，調集全國之力，與我們開戰，到時候必然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峙戰、僵持戰。我們既沒有完成通商的目標，也無法順利帶回移民，投入和產出便嚴重不成正比了。”
趙大嶺覺得劉放吾講得也頗有道理，又問：“那第二點呢？”
劉放吾接著道：“第二點，借用剛才鄧司令說的，滿清歸根結底是對漢人提防、有芥蒂的。我們說到底都不是真正的外夷，而是地地道道的華人、漢人。雖然咱們服飾、發式都與傳統漢人和清朝漢人不同了，但是同根同文同種，英國人打過來，清朝也許會退讓會妥協，但是漢人的國家大唐打過來，他們還會退讓嗎？乾隆會不會認為，一旦對漢人退讓了，會引發雪崩式的效應，使得全國都開始質疑滿清的力量，反對滿清，甚至加入到大唐的陣營中對抗清人。這跟被顛覆了自己的統治，還有什麼區別呢？以上兩點，是我們與英國人的最不同，我認為也是決定我們成敗的最關鍵因素，我極不看好對清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