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中國的上海，仍舊處於固定的平靜和繁榮之中。這個新興的城市，已經展現出了自己魔都的魅力，開始像一顆巨大的磁鐵，吸引著整個江南地區的財富、人才和風物向此集中。僅唐清貿易一項，就使得這座都市保持著極大的繁華。每天都有來自於各地的數百成千的商家，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夥計和工人們，要麼帶來各地的特產，要麼興高采烈地運走來自大唐的各類商品。商品經濟已經萌芽的江南人，越來越習慣使用物美價廉的唐貨。特別是來自大唐的低價布匹，在江南傾銷，而破產的手工業者又不得不尋求新的工作，而此時上海就是一個充滿各種工作機會和機遇的城市，大量謀求生計的失業者前往上海謀生路。而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最後是被大唐的“人販子”給忽悠到大唐本土或者其他的海外領，變成了一個移民。
即便是清廷，也多少有些滿意於上海這座城市的崛起。上海帶動的整個江南經濟，也促進了清國的稅收。即便由於之前的貸款，清國關稅收入現在主要落在了唐人口袋，用於還債，不過由唐人指導的嘉慶新政中，清人對於稅務的改革也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原本的契稅，全麵轉變為了現在的印花稅，無論是農民買賣土地，還是商人進行貨物的交易簽訂合同，都需要繳納印花稅。因為商業活動的激增，加上合同的強製性訂立，使得印花稅的繳納數額也出現了激增。再者就是商稅，嘉慶新政下，對於全國商稅進行了統一，並且規避了諸多下層官員吃拿卡要的弊端，使得商稅也逐漸地發展起來。
嘉慶新政中一大政策，就是廢除各地所涉關卡，並且不再向過往商戶收取過關費用以及要求身份證明等。這種新政策自然就推動了人口和財貨的流動，當然也為唐人獲得移民提供了一些附帶便利。
嘉慶二年年初，蘇州商人梁某在上稅時，被當地稅務官員勒索，要求孝敬。這位梁商人不是什麼有後台的，不過與唐人做生意一年有餘，從來沒有被唐人官員勒索過，不忿在本鄉本土被貪官勒索，結果直接舉報到了都察院。原本這種事情都察院是不打算管的，可是不知怎的，上海的唐人官方也對此表示了關切，甚至上海的《申報》還專門刊文，表明有蘇州商人狀告當地稅務官員到地方都察院，事情最後不可避免地鬧大了，而且還最終驚動了嘉慶。
嘉慶從還是皇子的時候，就痛恨各種貪官，此時聽到這種動靜，立即從京裏就下了折子，要求蘇州都察院速速辦理此案，查實證據，對犯案者嚴懲不貸。要知道現在皇帝可是有自己的電報局了，一紙電報就直接拍到了蘇州都察院。蘇州都察院那幫禦史們，大都是舊官僚，雖然做著新業務，但是還是舊常態。可一見皇帝的旨意都下了，甚至省都察院還派了禦史專門過來，不敢怠慢，在三日內就完成了證據收集，並在蘇州大理院（法院）提起了對涉事稅務官員的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