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從國內去歐美留學鍍金的學生，大致分為兩種情形。
一種是為學得一項專業的技術，弄得一個碩士、博士學位的文憑派。這一派的誌向類似於洋科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國外發憤數年，將來回到國內便預備娶嬌妻、住洋房的。另一種則純粹是為了滿足個人學習興趣的學問派。羅家倫所謂的“為學術而學術者”，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這後一派的大將是陳寅恪。聲氣相投的朋友則有毛子水、傅斯年諸人。
羅家倫也紅著臉想了一下。此後，他離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又先後浪跡於英國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前後曆時六年餘，聽過無數侃侃而談的各類課程。可是，真正靠譜的，可以擺得上桌麵的文憑，羅家倫認真地屈指數了一下，對不起，一個也沒有。學問倒是裝了一肚子。因此，羅家倫便有三分羞澀地把自己歸結於“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學問派。
1923年，羅家倫的學業資助人穆藕初遭遇破產，羅家倫不再收到自國內寄出的獎學金。於是，羅家倫隻得匆匆結束了自己在美國三年的讀書生涯，攜帶自己剛剛完成了初稿的《思想自由史》、《科學與玄學》兩部書稿，與其他學生一起聚集到了德國。
1923年9月，羅家倫、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何思源、金嶽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誌摩等一大批民國學術史上赫然大名的人物，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德國的首都柏林。至於這時中國留學生為什麼會對柏林情有獨鍾，恐怕當年他們所看中的，主要還是“魏瑪民主德國時期”柏林各大學中洋溢的自由而民主的學術空氣。
但是，那個時候，德國正經曆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脹的最高峰期，一美元可兌換四萬億德國馬克。留學生口袋中的有限外幣，上午兌換的德國馬克倘使沒有及時用去，至下午即成為了一堆廢紙。至於柏林城中的本地居民，無數中產階級家庭一生的積蓄，都為通脹這一隻老虎吞為烏有。許多本地家庭不得不用舊報紙生火做飯，主婦們在上麵澆上水，以便“更耐燒”一點。當時，從歐美各地蜂擁而至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們在度過了最初的一點快活日子之後，很快便也為柏林城中的這一場空前的大蕭條與大饑荒，逼到了十分狼狽的地步。
不過，盡管如此，中國的留學生們，卻沒有為困厄的生活所嚇倒。像羅家倫、傅斯年那樣樂觀的一些青年人，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號稱是純粹的學問派，卻也阻擋不住身體內部蓬蓬勃勃的男性荷爾蒙的分泌，於是，他們便有了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雷人雷事。
最近，坊間流傳著一本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女士寫的《雜憶趙家》，不講多少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直奔雞零狗碎的原色生活，讀來卻令人覺得有趣。當年，趙、楊這一對夫妻也滯留於柏林。楊步偉女士因此為後人留下了一幅羅家倫、傅斯年柏林留學寫真圖。
楊步偉說：“那時還有一個風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勵離婚，幾個人無事幹，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衝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誌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呢。朱騮先夫婦已離開德國，以後在巴黎見到的。這些做鼓勵人的說法，我一到就有所聞，並且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批評，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幹淨的。有一天羅誌希來說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的母親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來挑撥，我的歲數，人人知道的。（誌希！你還記得嗎？我想你回想到那時真是你們的黃金時代。）”
羅誌希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羅家倫。楊步偉仿佛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們的窺私欲，又語調閑閑地講到：當時，羅家倫正與一位中國在歐洲的女人（名字不詳）狗扯羊皮地來回折騰，並陪其自柏林到巴黎遊覽。據說在陪其看戲時，曾“看得她頭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兩座尚可聽得”。羅家倫回來將自己的這一段豔遇講給傅斯年聽，傅斯年凝視了羅家倫那隻醜而大的鼻子，心中大悲，出來即憤憤不平地跟楊步偉女士說：“心跳而能使隔座者聞之，絕無此理。想是使君之心與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聞焉。”又一板一眼地跟楊步偉女士分析道，“她自巴黎歸，聽說甚不喜巴黎，大維謂是你領他（她）看博物院之過。我當時想起《聊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時送其七品補服於其所識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對不起朋友，然當時此想油然而來，非由我召也。先生之誌則大矣，先生擇路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