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任慶泰10歲。他出生於遼寧法庫，祖上是縉紳。據說清朝末年，肅王耆善來到沈陽時，曾經住在他家。也就是說，他的家庭曾經是殷實的，有頭有臉。他完全可以繼承祖業，走一條穩妥的人生路。可是，他偏不。他的人生觀很“洋務”，他說：“憤誌士多趨學、仕兩途，乃銳意經營實業。”很顯然，在動蕩屈辱的晚清，任慶泰已經決定放棄高於萬般的“讀書”入仕途之路，而選擇“實業”。這真的很有勇氣。幹實業，或許也隻是他後來給予自己人生的一個“解釋”，因為他的起點並不高。他從私塾輟學，投身的“實業”，並非洋務派看重的軍事工業，也非與軍工相關的郵電、鐵路、礦務等行業，而是中國傳統木匠行業。
1865年，任慶泰15歲，還隻是一個初入木匠行不久的毛頭小子。他像一隻剛剛入海的小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將會朝哪個方向漂去。對於當時的任慶泰來說，世界也不過就木匠房那麼大，他顯然沒有加官晉爵或是戰死沙場的興趣。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世界亂了，天翻地覆地亂了。大清國內，太平軍、撚軍的起義加上英法聯軍的侵略，已經讓清政府疲憊不堪。在連年的戰亂中，一個叫僧格林沁的蒙古貴族清軍大將，曾經依靠力克北伐的太平軍而功晉親王，又在第二次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對抗時，痛失大沽和天津，後來又在剿殺撚軍的過程中，於山東菏澤西北的吳家店的一處麥田裏，被一個十幾歲的小撚軍張皮綆斬殺。民間有歌唱：張皮綆，真正強，麥稞地裏殺僧王！雄霸一世的親王，最終死於一個不起眼的小撚軍之手，這固然是另一段傳奇的曆史故事，但對於任慶泰來說，這些似乎都不是那麼重要，這些故事，也許僅僅是他茶餘飯後從長輩那裏聽來的談資，他真正醉心的，是他選擇的木工事業。
任慶泰根本想不到一個蒙古族大將的死，會對他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民產生什麼影響。不過，同治帝卻可以。僧格林沁是為國捐軀的皇親國戚，理應大大表彰。為了紀念勇猛的僧格林沁，同治帝下了一道聖旨，要給他建陵園、修牌樓。相應的，能工巧匠的征集，也就成了必須。朝廷選人才，千載難逢，任慶泰偏偏有這個命，跟在大工匠後頭，成了一名修陵園的小夥子。
謙虛、刻苦、好學，這幾乎是每一個手藝人成功的基本素質。任慶泰很有心，他看到北京來的師傅們個個身懷絕技，不禁暗歎，特別是金福堂的師傅，那手藝真不是蓋的，用巧奪天工四個字形容毫不為過。任慶泰有了學藝之心。想學藝，很好，可人家憑什麼教你？同行是冤家，人家吃飯的本事，當然不能外傳，而且說白了，你不過就是一起修陵的一個小同事，萍水相逢，素昧平生，兩不相欠，完全沒有傾囊相授的理由。任慶泰為此苦惱不堪。
1865年的秋天是個流行病多發的季節，金福堂的師傅不幸染上了痢疾。這可急壞了任慶泰。人在他鄉最怕的就是生病，何況那又是個相對缺醫少藥的年頭，得個痢疾就一命嗚呼不是沒有可能的。金福堂的師傅病著，一天又一天，任慶泰呢就忙著，端茶倒水，煎藥端藥，盡自己最大的能力遍訪名醫。終於，巧手師傅病好了，任慶泰和師傅的情感距離拉近了。作為報答，師傅主動收任慶泰為徒。金福堂師傅的危機，成了任慶泰的轉機。
有高人指點，任慶泰學得很快。沒過幾年，他在法庫一帶就已經是頗有名氣的手藝人。搞工藝，得出名才行。因為出了名，活兒自然就來了。法庫縣有個紈絝子弟叫於子揚，家裏很有兩個錢。一有錢，虛榮心上來了，他索性捐了個官，長住在北京城。當了官，發了財，哪能錦衣夜行？為了炫富，他又在法庫縣老家蓋了豪宅，等到要裝潢的時候，他把任慶泰請了過來。這對任慶泰來說，當然是手到擒來。於家舉家歡喜，不提。
1870年，任慶泰20歲。他來到沈陽，在一家照相館中當夥計。很快，他又跳槽去上海，給一家外國人開的照相館做鏡框，偷學了一些照相的技術。毫無疑問，照相這個西洋玩意兒緊緊地抓住了任慶泰的好奇心。任慶泰敏銳地覺得，這門“實業”日後在中國一定大有可為。為了早日學到技術，1874年，他遠渡日本，自費學習照相。而後，在京城，他繼續服務於家，從於家搞到了一台德國照相機，代價是用做工抵償。有了屬於自己相機，任慶泰摩之挲之，反複研習。他深深知道，這才是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