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亂還鄉的“右派”
我記得劉紹棠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回儒林村的，我當時正讀初中二年級，“文革”剛剛開始，到處是血雨腥風。因為經常搞運動，學校裏不常上課，要搞大批判，寫大字報。我從小不喜歡暴力運動，也不喜歡打打殺殺，不喜歡打別人批判別人，所以回村參加勞動。我到現在都記得他回村時第一天出工，因為正式上工，跟群眾見麵，村長就領著他來到田頭，跟社員介紹幾句，說：劉紹棠回村裏參加勞動，請廣大群眾監督。村長說完了，劉紹棠跟大夥兒鞠一躬，也沒言語，就下田開始和大夥兒一起幹活了。我當時看了他一眼，不知為什麼，心裏就一激靈，這人怎麼這麼熟，這麼親切？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他當時穿一身勞動布料的衣服，戴一個大草帽，腳上穿的是黑鬆緊口塑料底的布鞋，高高大大，幹幹淨淨的，一看就像是知識分子。後來，每一年秋收割麥子，他的脖子上總是掛一條毛巾，一副幹部下鄉的樣子。
我媽媽是個童養媳，她的公公就是劉紹棠祖父的長工。公公婆婆對我媽媽不是很好，整天讓她幹活，任意打罵，隻有比她小七歲的劉紹棠從不欺負她，當她的小跟班，打柴，挑水，堤裏、運河灘說笑玩耍，十分開心。所以沒有少爺丫頭的主仆關係，有著姐弟情深的特殊感情。在劉紹棠的許多小說裏，都有我媽媽的形象與影子。因為有這樣的關係，劉紹棠“大亂還鄉”，我媽媽還是非常照顧他。一九六六年，紅衛兵整天上村子裏抓人，劉紹棠有一個本家侄子，也在敢死隊，負責給劉紹棠通風報信。劉紹棠聽到風聲就跑到我們家後門跳過籬笆牆，躲進我二弟的房間，心驚膽戰地挨到半夜，聽到村子街巷都沒有聲音了，才又跳出後門籬笆牆，回家睡覺。那時候，劉紹棠猶如驚弓之鳥。
形勢緊張的時候，村幹部安排他到河灘裏撿糞，不跟村裏人在田裏幹活，為什麼呢？因為在村附近幹活，公社的造反派、紅衛兵、敢死隊，就能很方便地揪住他，批鬥他。這種批鬥可不能有第一次，如果開了一個頭，那麼這夥人批鬥就上癮了，要是閑著沒事，就會想，去把劉紹棠揪出來鬥鬥。你覺得好笑滑稽？那時候的敢死隊，就是這樣把人往死裏鬥。敢死隊是什麼人？是學校裏的學生，是學生的自發組織。以前受老師家長的管製太嚴了，所以現在一解放了，就自由發泄壓抑的心理了。
他白天也不敢獨自在村裏，因為有學校的革命小將、城裏的敢死隊點名抓他，批鬥他這個全國有名的右派分子。幸虧村裏人有心為他開脫，派他上運河灘撿糞放牛，敢死隊到儒林村大叫大嚷抓他，鄉親們就說，上運河灘撿糞去了。運河多大，多寬闊啊！村裏人說，找不到，去得遠了去了。你想這麼大的運河灘，到哪裏去找人！敢死隊沒法找劉紹棠，隻好走人。時間一長，也就沒有批鬥他的念頭了。所以，他在鄉親們的照顧下，躲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劫難。
那幾年是“文革”剛剛開始，運動特別多。敢死隊來，革委會來，造反派也來。一個接著一個，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作為全國有名的劉紹棠，過的是什麼日子，可想而知，他還能在人前大著嗓門放炮嗎？擱誰誰也不敢！
我當時還小，隻有十五歲，所以沒有跟他接觸。而且這中間兩年的時間裏，我斷斷續續地去上學，“複課鬧革命”。上北大“串聯”，去公社搞活動，並不是經常在村裏參加勞動。一九六七年，學校組織我們去北大“串聯”，等著毛主席接見我們。我們在北大住了一個禮拜，我當時梳著長辮子，因為要革命，就把辮子絞了。劉紹棠曾是北大中文係的學生，後來在胡耀邦的幫助下去共青團中央當了專職作家，新時期國家培養的五年計劃的作家代表。所以後來我們熟悉以後，他常開我的玩笑，說我是他的師妹，因為我們都在北大串過一回門，有一定的淵源。在他的很多篇小說裏，他都會寫上師兄師妹之間的故事，顯得親切許多。劉紹棠還跟我說了一個笑話，說，想當年我進學校批的是胡適，而後來，批的卻是我劉紹棠。這真是曆史的一個玩笑，說曆史是長眼睛的。
直到一九六八年我才離開學校，正式參加村裏勞動。第一次勞動是去建榆林莊大閘，就是在我們村邊修了一條河，與運河相通，有閘門就可以控製水流灌溉，有利於村裏的農田水利。
我和村裏的勞力在工地上挖渠道，他就在堤壩邊上撿糞。挖渠道的很多人看著他不緊不慢地低頭撿糞，都有些笑話他的做派。我看他跟在我們收工隊伍的後頭，他推的糞車從來都是空的。幹活他可不是一把手。
劉紹棠在儒林村勞動的時候，他妻子常給他送一點日常用品。我好像沒見過她。但是她來的時候很多人都去看她，說她也是不怎麼說話，逢人隻是禮貌地點點頭算是打招呼。她都是騎自行車過來的，從北京城裏到通縣鄉下，大概要有60公裏，按照現在的情況，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但是以前的人就是吃苦耐勞，也是為了省點錢。送的是吃的、穿的，也有冬天生爐子的劈柴。劈柴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放在白布口袋裏，馱自行車後座上，很多人就故意上去一邊說話，一邊摸口袋，驗證一下是不是饅頭。
劉紹棠在村裏幹一些輕鬆的零活，撿糞、放牛、摘墒、平渠、修道。平時能見麵，但是遇到了不說話。在工地上，也有人找他聊天，因為他比較有名，十歲之前是在儒林村長大的，鄉裏鄉親，是知根知底的。劉紹棠的爺爺好說大話，好助人，也好聽書，會說書，雖然認不得多少字，但好斯文，穿起了長衫，說話咬文嚼字。他的祖母是個貧家的女兒，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她的大哥到關外，販賣鴉片，發了大財，成為運河灘的大地主，就想到小妹小時候吃了太多的苦，便撥出一百畝地，租給他們家，地租比一般的佃戶少，於是他們就雇起了長工。所以，他的父親就有條件上私塾，後來又到布店當學徒，基本上是個城裏人。劉紹棠的母親非常能幹，長得也很好看，聽我母親說，她活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看見儒林村的媳婦超過她的，劉紹棠長得就像她母親，眉清目秀。但是那個時候，他的情緒非常地低落，誰也不去搭理。幹活是遠遠地落在後麵，收工也是遠遠地落單。
菜園外低頭輕語
六九年的春天，生產隊派我去菜園賣菜記賬收錢。一般情況下，村子裏的廣播完了，在外幹活的人也就回來了，我等著一大撥收工來的人過來買菜，不用多長的時間。我賣完菜可以下班回家了。回家後還是幫家裏幹活，取了玉米到磨房加工。磨房與菜園子是挨著的，來到磨房門口，看見一個人在菜園子門口轉，我心想，誰呀，幹什麼呢？
過去一看，原來是劉紹棠。我說，你怎麼這麼晚，沒有菜了，都下班了，你為什麼這麼晚才來買菜啊？劉紹棠說，我是在看大家全收工了，才回家到這兒，但是買菜的人又特別多，我也不敢擠，等大家買完了，你們就下班了，也就沒有菜了。我想，他這是怕別人說他幹活不積極，就拖在後頭走，心裏有些同情他。我就給他支一招：你早晨出來的時候，跟我說一下，買什麼菜，我留著，到時你回來，直接拿走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他就到菜園子給我一個黑皮書包，說要小白菜什麼的，我就預先把他菜放進包裏，掛在門口的籬笆牆上。我等著他拿走包才下班回家。有一次我看見他，低頭在籬笆牆邊轉來轉去，他是高度近視眼，戴著眼鏡。他看不見掛在籬笆牆上的皮包。有時候一些頑皮的孩童，取下皮包當玩具玩，不知道扔到什麼地方去了。所以後來，我把他買的菜放在我自己的家裏，算準他收工的時間，讓他上我家來取，反正是挺方便的。
我們運河人家用的都是柳條子編的籃子，就像電影《柳堡的故事》裏那種豬腰式的籃子。電影《柳堡的故事》在我們村放映之後，村裏人覺得我身段韻味像電影中的“二妹子”，於是也就這樣叫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