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來看我
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他到牛堡莊作報告。他在五月三日給我寫了封信。信上好像開了一個菜單似的：你給我準備小米粥、棒子粥也可以，吃兩個雞蛋，有豆腐再好，不喝酒，想吃個打糊餅。
開會頭一天他到南姚園來看我，住在我們家，那個時候我忙，要上班，所以也沒時間招待他。那天他讓其他陪同的人回去，他住在我們家，不吃會上的大魚大肉，卻要吃我的打糊餅。這是他最愛吃的飯，在儒林村時他的表嫂為他做過，他念念不忘。我給他做了小米粥、豆腐，他吃得很高興。
吃過飯，他就告訴我，他在通縣有一套房子，是通縣政府給他安排的，用做他安心創作的辦公室。他說你住那套房子，可以當我的秘書。我不習慣住在北京，我喜歡到農村生活，就如以前一樣，和你說話，我的創作有很多靈感，很有激情。
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是我拒絕了。一是我懷了二胎，二是我也有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是很倔的一個人，是一個認死理的性格。他說如果沒有我，他也活不下去。我想，我跟劉紹棠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既然嫁人了，就要對丈夫負責，要不然，把兩個人都傷了。我想，行，還是傷你一個吧！別再對我有什麼念想了。
我那個時候，剛有第二胎，身體胖得不行。第二天，一個武警戰士還有許多文學青年一起接他來的。他很高興，心情愉快，氣色很好。武警戰士特別有意思，看到我就親熱地喊：大娘，你好！把我喊愣了。我有這麼老了嗎？那年我隻有三十七歲，小戰士也有二十好幾了。這個武警戰士特別愛說話，他是一個窮山溝的人，當了兵，當上了劉紹棠的司機。他對我說，劉老師是好人，他有福氣碰到劉老師這樣的好人。劉紹棠看我的表情，躲在一邊就樂，我心裏其實是百感交集。
他自己去了牛堡莊開會，看得出是悶悶不樂的。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一九八八年的八月份，他中了風，得了一場重病。他生病的時候我不知道，我還納悶，怎麼四個月了，連一封信也沒有，直到十二月五日才從他的信中知道他的這場大病，還有寄來了《野婚》、《春草與狼煙》。他自從生了這場病以後，出門就要輪椅代步。就在這一年，他當選為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和北京作協副主席。
他寫了一篇散文《野人懷土》，寫的是對故鄉的一種依戀，在城裏寫不出來，在農村就能文思泉湧，所以這一年，他又回儒林村租了一間小房子，專心在那裏寫作。我沒去看他，但是我的照片一直陪著他，我想，他的生活應該沒問題，也不用提心吊膽，政治形勢良好。那個小房子他住的時間不多，我也不知道他具體的日程安排。
我住南姚園，不常回娘家。我是一個愛幹活的人，在儒林村時是這樣，很勤勞，我是幹活的命。後來，他在一九八八年中風偏癱，就再沒在儒林村住過，行動不方便了。一九九三年他去過一次，坐著輪椅推著進去的。去之前我知道，他給我寫信，讓我也去儒林村，與我見上一麵。我沒去，不是我不牽掛他，我不想見到他坐輪椅的樣子。
他在家人的陪同下，重新去那個他租住的小房子，裏邊已經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我在一九七三年送給他的被他拿到延安照相館放大的照片也沒有了。他說他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回那張照片。結果落空了。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回他的生身之地。
他在這階段身體特別虛弱，心情也不是特別好，所以就老做夢。他在給我的信中說自己是個標準的農夫，他夢見自己在儒林時的生活，身心疲憊的時候就容易去想一些事情。比如說，他在儒林村受難的時候老是想著在農家院過悠閑的生活，可是當他平反了，他就身不由己地加入到社會大環境中，拚命地工作，拚命地寫作。雖然寫作是他的最愛，但是有時他因名而累，為一些雜誌的約稿，為地方宣傳，這一些還是他無法推卻的責任，是超負荷的，難免精疲力竭，就感慨自己願望的遙遙無期，就很傷感。《孤村》裏亞姑與鵑妹子來為他“捧壽”，就是在他的一個夢醒後，趴在台燈下寫成的。那一年我三十九（農曆）歲，我媽六十歲，他五十三歲。北京有個風俗：人過三、六、九時，是一個關口，是一道坎。所以有親戚朋友中年齡剛好加起來一百歲的，就先把年齡加在正在過坎的人的年齡上，這樣一加壽，一借壽，過坎人的日子就很順利了。把贈送歲年齡的兩個人，尊為加福加壽的“福人”。那個時候他正是一九八九年，大病一年後。
他的病與夢
一九八九年的元宵節他寫給我一封信，每年他為我祝賀生日，這是給我的一封遲到的祝賀信，因為八八年底一場大病，差一點要了他的命，大病在身，有許多人來探望他，沒有時間給我寫信，而且他的手和胳膊都是麻木的，沒法好好用筆。他的筆跡都跟以前不一樣的，有些歪歪扭扭的。但是這封信是我最感動的生日祝福。
他說讓我去醫院看他，跟我說說話。我沒去，我不能去，我去了沒什麼用，他有醫生護士照顧著，住高級幹部病房，他愛人也在身邊細心照顧他，我大可放心。我這個人心腸硬。劉紹棠也經常這麼說我。在儒林村的時候，每次他回北京家裏過年，春天回來，他就找我說話，說一些想我的話，我就不吱聲，讓他怎麼說我就怎麼聽，嘻嘻哈哈地不拿他的話當一回事，他就疑惑地問我，你這個人是不是鐵石心腸？
一九八九年的這一年，對於劉紹棠來說並不平靜。這年夏天，胡耀邦逝世，這對於他是很傷心的事，他這段時間的信是無比悲涼。他與胡耀邦的感情別人無法體會，他在信裏告訴我，當在報紙上看到胡耀邦披著黑紗的照片，他懷抱著報紙哭了。接下來，北京就發生了那一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這一年他一直在家養病，按照大夫囑咐吃藥休養。他還是按照老習慣給我一月寫一封信，向我報告他的生活，他書的出版情況，還有許多回憶。他給我寫的信裏，有好幾封寫得都是一個個夢境，都是發生在儒林村，我們一起走過的歲月。
他的夢都是重複的，都是一九七六年，夏天，那個晚上，大隊裏一起打麥子，都打不動了，突然停電，救了他的急。黑燈瞎火中，他爬到土炕上倒下就動不了，我在麥場看見他走動搬麥時吃力勞累的樣子，就跑過去看看他，我推門進去，都沒有聲音，我說你沒事吧，你怎麼了我看你都走不動了。他說我腰肌勞損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趕緊給他生起爐子，燒上水，給他下碗麵條。他很感動，把我做的麵條吃了，說你對我真好，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我說，你說這個幹什麼，還不是你生病了，我就順手給你做點吃的，沒什麼大不了的。他說，就這一點，別人沒辦法跟你比，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孩子，隻有我知道！正說著，電來了，我們又趕緊往打麥場趕。我就勸他幹活悠著點，他說不是為了快點幹完嗎？也就拚一下體力。
他就是夢裏那樣一個實在人。他身體不好，他又特別想盡快寫小說，就老在信裏感歎歲月不饒人，懷想從前，不管是身體上還是情感上。他是一個重感情重承諾的人。他老夢儒林的生活，信裏說讓病好起來，還想用以前的速度寫下比《春草》、《地火》、《狼煙》還好的長篇小說，他老是說，感謝我，我知道他說的都是心裏話。
隻有在一個打擊以後他才能好好靜靜安下心來，想想自己做事情。六月份，我挺擔心他在北京的安全，因為又是一個大運動，但是身體沒有行動的方便，也走不到街頭上去，他怕我擔心，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很安全。
他給我寫了許多封信，不像以前高談闊論了，因為身體的原因，讓他有一種時間不夠的焦慮感，而且也很傷感地懷舊，說老做夢，懷想在儒林村的生活。
在儒林村的生活，他留下了一百天左右的日記，雖然記得很簡單，但隻要想一想，便會回憶起許多永遠值得紀念的故事。他說，目前他的病情正在好轉，隻是很緩慢，拄杖行走，走不多遠，腦力恢複比手腳好，這些日子他又要出十幾篇散文和一部中篇小說並予以發表。
因為生病，他開始暫緩寫作的速度。那一年，為紀念他從事文學創作四十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將出版他的《鄉土文學四十年》一書，出版社讓他寫一篇文章，談談自己的想法，他寫道：
1.我一直希望自己在農村有一所大宅院，過田園生活，這輩子難實現了。
2.女人中我最喜愛農村女子，所以我常常產生幻覺，我的妻子是個農村婦女。
3.我的作品就是那些出了書的作品，希望再修改一遍。生活模式無法改的，作品還希望修改。
這也是他在儒林村經常跟我說的幾個願望，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有多少時間是按照我們的願望活著。人大多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生活、改變想法。回到了城裏，他不也是身不由己地丟下自己的願望而越走越遠嘛！我不怪他，但是我有些可惜，也是無可奈何。
一九八九年八月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是他中風偏癱後一周年，從他信裏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狀態還是比較積極樂觀的，而且他的身體也恢複得不錯，他說：目前我有一點進步。雖然走路還要拐杖，但是右手能夠舉過頭頂，趴在床（俯臥）左腿能夠打彎，說明能力仍在恢複。那些日子，他又寫完一部長篇小說，還寫了幾篇散文。入伏以後天氣熱了，他不再寫作，每天主要是休息。為了控製糖尿病，他每天三頓飯隻吃三兩糧食，主要吃肉類和青菜。為了治病保命，每天仍然要吃好幾種藥，一出汗全身散發著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