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琦忙說：“那麼，就算捐給善會吧！”他連忙取出捐款簿，攤開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書：“寫1萬元，開張支票給慕老。”
接過支票後，孫寶琦萬分感激，興衝衝地告辭。
上了汽車，司機對他說：“這三隻大土，已經送回，放在後座上了。”
1924年春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達官貴人、社會名流外，還有一些普通人。
當時，有一家小報曾經登載過這麼一則小故事：
租界馬路對麵的一個弄堂裏，住著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竊，兩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幾件是祖傳的“傳家之寶”。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聲王姓居民當然知道，他會不會幫忙實在難說。
當他轉彎抹角找到杜先生時，杜先生卻微笑著說：“讓我想想辦法吧。”
第二天清早，王姓居民起來準備去買菜，開門一看，一卷紙壓一塊石頭下。拿起一看，是一疊當票和幾十塊錢。
他顧不上去買菜，拿著當票跑到當鋪，把衣服給贖了回來。
那個時候的法租界中，職工大多數是中國人，但他們的工資卻少得可憐。當時在水電公司的法國籍員工，月薪起碼有200多塊光洋，華工卻平均隻有12塊。公司每次答應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都從不兌現。
1924年3月中旬，水電公司工人實行總罷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資的諾言。法方不但不理會，反在第二天關閉廠門，拒絕工人上工。
法商水電工會於是決定實行罷工，並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資8元，廢除罰款製度作為複工條件，法商方麵完全不願接受。
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幾次邀請勞資雙方進行調解，法方拒不參加，且態度異常蠻橫。幾天過後，法商方麵宣布，所有罷工的工人一律開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雙方矛盾加劇。
為了使罷工取得勝利，工會裏的杜月笙徒弟說：“我們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會使我們取得勝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們的求援信後，立刻吩咐管家：“墨林，立刻給法商工會送去2萬元，讓他們支持住。就說我杜月笙說的，不加工資，絕不複工。”
萬墨林剛走，法國資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電公司買辦沈叔眉跟著來到，他說：“杜先生，這工潮越鬧越大，無論如何你得設法製止。”
杜月笙忙說：“沈先生放心，這事我不會不問的。你回去對甘格霖總領事和費沃禮總監說，就說我杜月笙說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絕對不行。”
罷工最初隻限於機務部門，自從法國人指使越南巡捕在華成路開槍打死一名去參加開會的工人後，車務部門的工人也參加了罷工，弄得法租界內電燈不亮，電車停開，自來水供不上，預定在7月14日舉行法國國慶狂歡也不得不宣布改期。
7月21日，法國巡捕槍殺在水電工會俱樂部開會的工人，當場死傷20餘人。這一慘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憤怒，其他工會也紛紛行動，支持罷工。
法國總領事甘格霖和巡捕總監費沃禮，請杜月笙出麵，設法不讓工潮繼續下去，可是對工人提出的要求卻不肯接受。
為了討好法國人，杜月笙叫來門徒陸京士等人說：“你們去組織個‘罷工後援會’，處理有關事宜，既要讓法國人給工人長工資，又要迅速讓工人上工。”
法國人態度十分強硬，對陸京士等人提出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並宣布法租界實行戒嚴，加派鐵甲車巡邏，同時繼續逮捕領導罷工的工人。
令工人們氣憤的是，這些領導人跑到華界，警察局也同樣逮捕他們。
工潮一直堅持到8月中旬，由於法租界水電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電車交通斷絕，垃圾堆得到處都是，法國當局隻好去找到陸京士：“我們願意給工人增加工資，每人每月24元。但是，那領導罷工和帶頭鬧事的40人要全部開除。”
杜月笙聽到這一消息，說：“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該死的法國人，不給他點顏色看看，他就不知道上海灘上還有我們這些中國人。京士，去和那些頭頭說，立刻複工。”
“那被開除的40名工人怎麼辦？”
“這幫刺頭，開除得好！不然，他們就會認為在上海灘上他們是老大了。就按法國人的意思辦。”
陸京士嘴一歪，“不行啊，杜先生，這40個人都是頭頭和積極分子，一聽說開除，他們無論如何不會叫工人複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