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染指金融界
經過“四？一二”事變後，杜月笙仿佛跳過了一座“龍門”，蔣介石繼聘他為司令部參議之後，又聘他擔任“國府諮議”，他成了上海灘上惟一一個勢力遍及法、英、華三界的大亨人物。黨國要人陳群、楊虎、王柏齡、陳希增等是他的結拜兄弟，一些黨部委員、黃色工會首腦們紛紛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會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灘上素來自視出身高貴，從不與“下三界”(流氓、賭棍、煙販子)打交道的金融實業界上層人物，也開始對他刮目相看，接連抬他出來擔任一些要職，如“法租界商界總聯合會”主席和“納稅華人會”委員兼首席顧問。
不久，法租界華董空缺，中外闊佬又捧他登上了5人華董首席的寶座。
但是，杜月笙卻有一塊心病，他總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蘊不香，總擺脫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響。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須要有實業作為“漲身價”的後盾。
正當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進實業界的時候，機會恰恰就來了。
1928年春節，大年初一，杜公館來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儲蓄會經理的錢新之。
錢新之，名永銘，浙江湖州人，留學過法國，在清末狀元張謇出任交通銀行總裁時，他就擔任了交通銀行的總經理。前些日子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次長，如今是“凹行儲蓄會”的經理，堪稱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軍閥時代，私立的銀行很多。1927年5月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蔣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銀行抬為銀行之首，在金融上控製其他公私銀行及錢莊。原來的兩家公立銀行——中國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樣，由“四大家族”的另外兩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製。
私立銀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凹行。北四行是由原來在北京、天津設立總行的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家銀行組成。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後，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漸南移，並組織了四行準備庫，發行中南銀行名義的鈔票，成立四行儲蓄會，大量吸收存款。後來，還造了當時遠東最高的大樓——國際飯店。
錢新之到上海後，住在租界的公寓裏，有兩隻箱子失竊，內中有幾件“傳家之寶”。他向租界當局報案，巡捕房一連查訪幾天，杳無音訊，毫無辦法。
大前天，他轉幾道彎子托了個朋友，請杜先生幫忙。
杜月笙滿口答應：“我一定要想辦法。把東西找回來！”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11點光景，兩口箱子由司機阿發送到了錢新之的住處，物歸原主，裏麵的東西一樁不少。內中有兩樣已被當掉，是杜月笙派人贖回來的。錢新之要還贖款，司機不肯收，說是杜先生關照，交個朋友。
錢新之感激不盡，大年初一，特地來杜公館拜謝。
杜月笙一聽銀行界大名鼎鼎的錢經理來訪，一迭聲地吩咐：“快請，快請！”他自己忙著迎上去。
寒暄之後，杜、錢二人一見如故，在小客廳裏談得十分投機。不到半小時，腦子活絡的錢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進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見，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後應大辦工商實業。名列工商業界後，您的名望會更大更重，地位更加鞏固，在上海灘更令人矚目。”
“噢——”杜月笙其實早就有這想法，此時卻裝起了糊塗，久久沒有表態做聲。
“這個長遠打算不知杜先生想過沒有？”錢新之坦誠地說。
“錢先生，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是要搞實業，也想幹實業，隻是那麼多行當，幹什麼呢？我杜某還有所不知，請錢先生賜教一、二。”
“要搞實業嗎？首先應有個銀行，先擠入財界。在上流社會站住腳跟，且不說爭身份，它也是發財的好門路，銀行一麵吸收客戶的銀根一邊放債，做生意，借本生息何樂而不為呢？”
“開玩笑吧？錢先生，開銀行，說說容易，做起來就難了。我到哪去搞那麼多資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經營著五片賭台，進賬一定不少吧，據我錢某所知，先生僅給法國領事那那齊亞每月的紅包就有18萬之多，這還不包括總巡長費才爾、總探目喬萬士的18萬。還有杜先生在閘北、南市經營的福壽宮、淩煙閣的煙館，也給市黨部的陳群5萬紅包，這數也不錯的吧！具體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籌劃。過兩天，我們再細談。這兩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東。”
錢新之當場表態願意出力。
杜月笙一聽，知道這事有望了，當即表示同意。錢新之一席話把杜月笙的心說活了。
送走貴客後，杜月笙上車去鈞培裏。這一次給黃金榮拜年，除了禮節性的意義之外，又加上了一層實質性的東西——請兄長一道開銀行。
“月笙，這玩意能賺錢嗎？”黃金榮有些拿不準：
“你能不能拿得準？錢賠進去可捧不上來。”
黃金榮對於賺錢的行當，一向以為是販鴉片、開賭場、戲館為最，吃“黑”食吃慣了，大模大樣地辦銀行、開工廠，他覺得既出力又不保險。
杜月笙可不一樣，他已經認識到了現在弟兄們的社會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樣地辦些實業，難以在上流社會立足。雖然黑道也不能丟，但那畢竟是上不了台麵的，久了終會使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