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中旬開始，零星的鬥毆事件層出不窮，日本外交當局提出的抗議不絕如縷，閘北江灣一帶對於僑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來說幾乎已成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結隊，徒手的日本人簡直不敢外出。“打東洋人”成為上海市民成天掛在嘴邊的興奮口號，連三尺童子也曉得“同仇敵愾”“抗日救國”。
有一天早晨9點多種，公共租界有一個騎腳踏車的日本人疾駛而過，路邊有一個小孩衝上來高喊：“打倒東洋人！”這名日本人憤怒之極，下車一耳光將小孩甩倒在地，然後匆匆逃去，街心立刻麋集大批氣衝牛鬥的中國人，恰巧有一部汽車滿載日人而來，於是汽車被中國人攔住，車上的日人池魚遭殃，全部被中國人打得一身是傷。
而打日本人的中國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10月28日，浦東申新紗廠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購買耐火磚瓦14600餘件，日本人保證使用海軍和陸戰隊士兵護送貨物，但是“抗救會”浦東檢查所迅及獲得廠內工友告密，28日這批磚瓦將要分裝五艘駁船，曲安宅軍艇護航運送。檢查所為此訂定了精密的計劃。
於是新井洋行的磚瓦剛要裝船。檢查所人員突然掩至，磚瓦笨重而且體積甚大，但是他們依然迅速地加以沒收充公，全部搬走，正要搬進保管所的貨棧，日本海軍老羞成怒，全體武裝登陸，持槍衝鋒，中國人見了東洋兵毫無懼色，雙方隨起一場激烈的械鬥。中國人有7名受傷，東洋兵才奪回了一部分磚頭。
日本人開設的工廠和商店貨物堆積如山，一件也賣不出去，因為“抗救會”的封鎖越來越緊。他們握有任何一處的情報線索，東洋貨“一見天日”莫不馬上遭到沒收，中國商人沒有一個膽敢販賣日貨，當他們的資敵行為被發現就會被罰金，沒收財產，並且本人要穿上印有“賣國賊”字樣的囚服，立在站籠裏供人參觀或辱罵。在“抗救會”嚴格執行全麵經濟製裁的過程中，日本工廠商店惟有宣告關門大吉，老板們躲在裏麵宛如置身孤島，她們裝置無線電話，和其他日本人保持聯絡。
除了跟日本人進行持續不斷的鬥爭外，杜月笙更運用他在其他方麵的影響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踴躍捐款捐物，為馬占山的義勇軍和流離失所、相繼逃抵關內風餐露宿的東北難民雪中送炭。
當馬占山將軍在黑龍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來，杜月笙大為興奮，他啟動邀集一批朋友，說：“東北義勇軍孤軍奮鬥，喋血抗戰，後方民眾應該給予精神鼓舞和物質上的支援！”
大家聽了非常讚成，經過這一批朋友出錢出力，他們第一筆便募到了10萬大洋，彙到黑龍江去慰勞前方將士。杜月笙還有心繼續勸募，並且想派人親赴黑龍江慰勞義勇軍，看看他們能幫什麼忙。這個計劃後來因為日本發動全麵進攻，馬占山的東北義勇軍被迫退到海倫，後來通過俄國的西伯利亞，轉進西北邊陲新疆，杜月笙才快快作罷。
對於援救大批入關的東北難民，杜月笙辦理長江水災賑濟平劇義演，他會同有關方麵組織了一個“東北難民救濟遊藝會”，借新世界劇場邀集名伶名票，各種遊藝雜耍的演員義務演出。同時更舉辦轟動一時購“名伶選舉”，前後曆時整整一個月，杜月笙每天都準時到，並親自指點一切。這為期一個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20餘萬元的賑款，杜月笙將之全部如數交給賑交濟委員會，彙到北方去救濟難民。
既要暗中指揮上海抗救會從事對抗日本的鬥爭，又得風塵仆仆地在滬杭道上主持義演募捐，杜月笙在這一段時期，食少事繁，辛苦萬分，於是一些手下人勸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問他何苦這樣不顧性命的忙碌緊張，杜月笙聽後，雙目炯炯地瞪住他說：
“若不如此，我們便死在這裏！”
到了1932年1月份，日本外交當局為抗議“抗救會”行動的官文書已經堆積如山，但是抗救會不屈不撓，繼續糾葛旅滬日僑，1月18日，重大的衝突爆發，成為“一？二八”淞滬之役的前奏。
座落在華界江灣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1月18日下午4時，有5個日本和尚從門前經過，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將他們打成重傷。3天後，21日淩晨兩點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動馳救，發現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們阻止巡捕鳴鍾告警，雙方發生衝突，互有死傷。
中國工人打傷東洋和尚，日本浪人縱火焚燒三友社，於是中日雙方同時提出嚴重抗議，外交戰在1月23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艦隊司令出麵，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立刻製止抗日運動，並且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日本海軍即將開始“自由行動”。
上海市長吳鐵城於1月7日就任新職，他接獲日本艦隊司令的最後通牒，立即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外交部請示，同時，他因為戰禍業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國會的態度。他和杜月笙公誼私交關係極鐵。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吳鐵城不但送匾，捐款與建杜氏藏書樓，而且他更親臨致祭，道賀。所以，他在1月28日上午，在與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做最後談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廬私宅打了一個電話給杜月笙，告訴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