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隨中國作家采風團從重慶乘遊輪抵達湖北秭歸，再轉車到武漢，飽覽長江兩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暢美舒悅；沿途全遷或半遷的幾座新縣城一派新貌，令人歎為觀止，流連不想離去。然而，每到一市一縣，各家媒體采訪的諸多問題裏有一個問題卻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難以割舍的鄉土情結，你如何看待。有的擺出移民男女扶老攜幼舉家遷移登上船頭淚眼回望家園的照片，有的舉例說，遷到上海崇明島已經住上三層小樓的移民，仍然難以化釋懷鄉之情，甚至說“我住到樓上離土地太遠了”。我毫不遲疑地回答，我不敢懷疑這些圖片和語言細節的真實性，但卻不敢附和這種太過渲染的文人情懷。忍了忍，沒有用矯情一詞。
我的論據首先是我眼見的事實。沿著長江旅行的四天三夜裏，兩岸多為雄奇高聳的山峰和起伏無邊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著移民扔下的低矮殘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劃痕的梯田。即使毫無農村生活經驗的人，恐怕也會想到在這種既破壞植被亦不適宜人類生存的險惡環境裏，把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山民遷移到生產生活條件更好一點的地方去，於長江生態有利，於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曆史性的告別，子子孫孫都因此而改變命運了。對於照片上登船離去時回顧茅屋的一雙雙淚眼，我用另例來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錯的人，移居到歐美，臨別時在機場與家人分手時也難抑一眶熱淚，然而並不能改變他們鐵定的去意。至於已經住上三層樓房還要抱怨“離土地太遠”的崇明島那位移民，渲染這種太過矯情的話，還有什麼意思呢！
一百多萬祖祖輩輩困頓在長江兩岸崇山峻嶺裏的貧苦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機會遷出大山，定居在諸如崇明島等較為優越的環境裏，應該是沾了三峽工程的光。且不說各級政府的經濟補助，不看這種改變子孫命運的曆史性告別的本意，卻以圖片、文字渲染故土難離的淚眼，我把其稱為“文人情懷”。
從人的本性上來說，總是尋求能有利於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總是從惡劣的環境趨向相對優越的環境。落後的貧窮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較差的國家的子民，爭相移居發達和文明的國家，是延續許多世紀的一個世界性現象，至今依然，離愁和分手的眼淚從來也沒有阻擋這種流向。在中國，常常聽別人說關中人抱著一碗幹麵不離家，鄉土情結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圖創新，甚至因而成為陝西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說，在中國範圍內，恐怕再沒有哪個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戀鄉情結更重了。本質的原因，在近代中國，上海是現代工業文明的首站，工作環境和生活水準高於優於其他各地，上海人離開上海走到中國任何地方、都是與優越的生存環境背向而行，未必純粹是對故土的一份熱戀情結。讓我做出這種判斷的一個事實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歐美的中國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為什麼上海人移居西北某地和移居日本表現出對故土差034
別懸殊的懷戀情結呢？我依此而懷疑文人情懷中渲染的那個情結的可靠性：也懷疑關於人們對故地鄉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戀情，真的會成為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製約性藩籬。
在關於陝西或西安人的話題的討論中，常見一些浮於表麵缺乏鑒證而又十分具體的結論。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鮮名詞。使我常常感到某種不敢踏實倚靠的滑溜，以及不著痛癢多屬嘩眾而於事無補的空洞。想來也可釋然，這種現象，其實不光發生在關於陝西人或西安人的討論中，長江沿岸許多縣市關於當地人的討論中也有類似情況，譬如文人情懷驅使下對移民淚眼的熱鬧渲染，卻無心關注移民們開始鼓脹的腰包和明亮的樓房裏已經獲得的舒悅。
2003.12.30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