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問答互動結構的應用分析
心理治療會話交際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本節我們通過對語料的定量分析揭示心理治療話語中問答互動的規律性特征，從而說明治療雙方如何通過問答互動實現其“以言治病”的機構性目的。
作為分析樣本的6次會談的語料來自我們正在建設的“中國心理治療會談口語語料庫”，所有的語料都是個人治療（individual therapy），不涉及團體治療（group therapy）。語料1、2、3屬於三個不同案例的首次治療，語料4、5、6分別屬於其後期治療。我們的定量分析包括：相鄰對和問答相鄰對分布情況、治療師的問話類型分布情況、來訪者的問話類型分布情況、來訪者的答話類型分布情況、治療師的答話類型分布情況等等。
一、相鄰對和問答相鄰對的分布情況與分析
相鄰對和問答相鄰對的分布有以下兩個方麵的顯著特征：
其一，問答相鄰對在心理治療會談中所占比例較高。
心理治療會談中的問答相鄰對占整個相鄰對總數的平均比例為59.9%，在首次會談中的平均比例為71.72%，甚至在首次會談的個別案例中，問答相鄰對的比例達到了80%以上。後期會談中雖然問答相鄰對的比例有所減少，但是其平均比例也達到了近50%。因此，在心理治療會談中，問話是中心動力，問答互動模式是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主要會話交際模式，問答言語行為是治療師和來訪者的主要話語行為。心理治療建立在問答的基礎之上，來訪者的問題主要是通過問答來了解、澄清、診斷和確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過問答來治療和解決的。因此，問答行為的研究在心理治療話語實踐研究中的作用重大。
其二，治療師啟動的相鄰對以及問答相鄰對數量明顯高於來訪者，但是後期會談中有所下降。
治療師啟動的相鄰對占整個相鄰對總數的平均比例為89.53%，而來訪者啟動的相鄰對占總相鄰對的平均比例僅為10.47%，這就表明治療師在心理治療會談中起主導和支配作用，而來訪者的地位則相對被動。對比首次會談和後期會談，治療師啟動的相鄰對比例有所不同，具體表現為從首次會談的平均比例96.97%下降為後期會談的平均比例82.72%。該數據表明，在治療過程中，治療師的支配性逐漸降低，來訪者的主動性逐步增強。這與心理治療的總目的是一致的。
治療師問話啟動的相鄰對占整個問答相鄰對總數的平均比例為94.49%，而且在首次會談中的平均比例達到了97.42%，甚至在個別語料中高達100%，在後期會談中的平均比例也隻是有少量的下降（90.57%）。問話是權力的體現，治療師在會談中使用權力對來訪者的談話進行控製。因此，治療師在會談中總是處於強勢的地位，而來訪者總是處於弱勢的地位。後期會談中治療師問話啟動的相鄰對比例的降低以及來訪者問話啟動的相鄰對比例的增高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來訪者在治療過程中的主體性的提高以及內在權力的增強。
此外，治療師問答啟動的相鄰對占治療師啟動的相鄰對總數的平均比例為63.22%。此外，其平均比例也從首次會談中的72.05%下降為後期會談中的53.73%。這些數據一方麵表明了問話是治療師常用的一種重要的幹預手段，另一方麵也表明了治療過程中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權力的變化，即治療師和來訪者從最初的問答互動所體現出來的不平等的話語權力關係逐步向較為平等的話語權力關係轉變。也就是說，隨著治療的進行，來訪者逐漸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力，這是由心理治療的目的所決定的。
二、治療師的問話類型分布情況與分析
治療師的問話類型分布具有以下兩個方麵的特點。
其一，治療師的封閉性問話的數量遠遠多於開放性問話的數量。
治療師的封閉性問話的數量遠遠高於開放性問話的數量。治療師的開放性問話的平均比例為20.10%，而封閉性問話的比例高達79.9%。此外，在開放性問話中，寬式特指問話的比例（16.06%）又遠遠高於嚴式特指問話的比例（4.04%）。
雖然開放性問話對來訪者的支配性較低，留給來訪者的答話空間較大，有助於治療師收集來訪者問題的相關信息，同時也有助於來訪者對自身的情感和經曆進行反思，從而促進自我的積極轉變，但是在有些情況下治療師的開放性問話並不能夠有效地實現問話的目的。此時，治療師需要運用封閉性問話，也就是更為具體的問話，來給來訪者施加更多的限製，從而給來訪者提供話題選擇。這種現象在我們的語料中較為常見，因而造成了治療師的封閉性問話的比例遠遠高於開放性問話的比例。具體有三種情況。第一，很多時候來訪者並不知道如何開始某一個話題，他們總是希望治療師擁有他們尚未發現的問題的答案，因而針對治療師以封閉性問話提出的某一個話題，來訪者往往能夠自由地進行擴展。第二，來訪者通常會對某些開放性問話（如涉及來訪者的隱私或者強烈的內疚感、羞恥感、挫折感甚至恐懼感的問話等）采取回避的態度，以“不知道”等話語行為拒絕作答，從而使會談陷入僵局。第三，治療師的問話通常遵循來訪者敘述的內容和方向。也就是說，問話的命題內容總是都是針對來訪者所知道的事件，問話的主要目的並非尋求新的信息，而是就來訪者所講述的有關事實、情感和經曆等向來訪者尋求證實和確認，因而使用封閉性問話的機會大大增加。
其二，治療師的所有問話類型中附加問話的平均比例最高。
無論是在首次會談還是在後期會談中，和其他所有的問話類型相比，附加問話占問話總數的平均比例為最高，首次會談中的比例為32.45%，後期會談中的比例為37.03%（後期比前期有略微的增長），在所有語料中所占的平均比例為34.48%。
附加問話的主要目的不是索求新的信息，而是尋求確認，表達共同的看法，或者將祈使或命令弱化為邀請或請求（Hudson，1975：24-29），或者對陳述（assertion）進行緩和以表達不確定性（Lakoff，1975：53-54），或者作為話輪轉換調節器，幫助說話人轉換話輪（Levinson，1983：363），或者表明說話人對聽話人的情感態度（Holmes，1986：2-3）等等。附加問話的“問”與“非問”主要取決於會話語境裏的參與者對雙方信息狀態的判斷，還與機構話語的目的以及話語角色密切相關。同時，這幾個方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心理治療中附加問話的使用數量。
Labov（1977）關於A-，B-和AB-事件的理論給附加問話的疑問程度以及附加問話在心理治療會談中較高的使用率提供了解釋。治療師的附加問話的陳述部分的命題內容具有不同的針對性。大部分附加問話的命題內容是針對AB-事件，即為治療師和來訪者所共知的事件，附加問話的陳述命題的核心內容是來訪者之前話輪的一部分或全部，即治療師針對來訪者的前一話輪的內容進行解述，然後通過附加問話要求來訪者進行進一步驗證或者起強調作用。還有一部分是針對A-事件，即僅為治療師所知道的事件，與治療師的專業知識、地位、權力等相關。這一類無疑而問、間接指導性附加問話，主要目的是針對來訪者的問題給予間接指導，通常發生在心理治療會談的中後期階段。附加問話陳述部分的命題內容有少部分是針對B-事件，即僅為來訪者所知道的事件或信息。這類尋求核實和澄清問題的附加問話較少，這是因為心理治療中治療師對來訪者的回應通常不可超出來訪者談論的話題，“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你走得太快，談得過深，或者把來訪者自己還沒有意識到的態度表述出來，有可能對來訪者造成實際上的傷害。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完全接受和認可來訪者能夠表達出來的感受。”（轉引自鄭剛等譯，2006：85）
附加問話的使用率不僅受附加問話的命題內容的影響，而且受附加問話的語用功能的影響。基於其權威和專業的角色，在心理治療會談的不同階段，治療師使用附加問話的目的也不一樣。會談初期是診斷性階段，附加問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核實和確認來訪者的情感、經曆等相關信息，了解來訪者的問題並對來訪者的問題進行診斷。會談的中後期是治療性階段，附加問話尋求確認的功能逐步減弱，其主要目的是尋求來訪者的認同並給來訪者提供指導。此時的治療師更多的是和來訪者分享自己對問題的設想，包括對來訪者問題的界定、對問題的看法、治療目的、治療方案等等。因此治療師的附加問話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尋求來訪者的確認，也不再是尋求認同，而是治療師已經預設了來訪者的讚同，希望來訪者分享他的設想，從而使來訪者構建新的設想，繼而發生積極改變。各種不同治療理論背景下的治療師都盡量避免給來訪者提供直接的指導，以防止來訪者的阻抗發生，而附加問話使治療師的指導變得更加緩和，更加隱蔽，更加容易為來訪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