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四人幫”把鄧小平打成“全國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同時，“四人幫”對以天安門群眾運動為中心的全國性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聲討“四人幫”的群眾性浪潮進行鎮壓。全國上下、黨內黨外、軍內軍外，機關、學校、工廠，到處追查“政治謠言”，收繳“反動詩詞”，隔離審查、逮捕關押參與過反對“四人幫”活動的人民群眾。
從1976年清明節前後到6月17日，經過“四人幫”在北京市的全力追查，共搜集詩詞、悼文原件583件；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悼文照片和現場照片108000多件；從中選出重點600餘件編成《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罪證集》，加上其他“重點線索”，總計立案追查1984件。連同天安門事件在內，一共拘捕群眾388人。
北京全市以隔離、辦學習班、談話等方式審查的人員，數量更大。整個北京市被觸及的群眾數以萬計。“四人幫”一方麵借追查“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向中央各黨政軍機關，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施加壓力；一方麵借追查“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加緊把手伸進軍隊，打擊擁護鄧小平的軍隊高級幹部。
“四人幫”以清查天安門事件中的人和事的名義，派出工作組進駐戰略導彈部隊——第二炮兵的領導機關。張春橋在高級幹部會上說：“二炮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掛得最高，是影響最壞的一支部隊！”要求清查“黑後台”，逼迫第二炮兵司令員和政治委員下令抓人。張春橋還質問第二炮兵司令員：“你們二炮為什麼送花圈？為什麼不抓人？你們為什麼不批鄧？”
第二炮兵司令員巧妙地回答：“周總理逝世的時候，正當第二炮兵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技術部機關多數同誌都在外地拉練，未能參加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和悼念儀式，大家回到北京後，趁清明節編送了花圈，表示隆重的悼念！清明節又是我們民族的傳統祭祀日。”
在嚴峻的形勢下，第二炮兵的領導同誌頂住了壓力，保護了同誌，使“四人幫”大為惱火。此前，第二炮兵司令員3月下旬在通信部的一次講話中，重申軍隊存在“腫、散、驕、奢、惰”問題、領導班子存在“軟、懶、散”問題，重申仍要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並要秘書拿來葉劍英、鄧小平的講話，繼續學習。
這件事被一些人反映上去後，成了第二炮兵司令員抵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搞“複辟、倒退”的“罪證”。“四人幫”借機把第二炮兵的領導同誌說成是“複辟勢力”、“還鄉團頭子”，上上下下搞得烏煙瘴氣。為此，第二炮兵的領導同誌遭到批鬥，本來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出現的新局麵，也急劇惡化起來。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然甚囂塵上，但是廣大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和各級領導幹部並不買賬。大家通過各種方式，毅然堅決支持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
全國政協的楊東蓴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1921年參加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中國最早接觸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長期從事教育、宣傳和工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廣西大學校長、華中師範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楊東蓴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很不理解，就在1976年5月間的一次全國政協學習領導小組會議上發表了看法。他提出：“當前的這場學習運動，是中央提出的，我們應該執行，要想點辦法把學習搞好，使參加者真的有所收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有必要在學習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並經過認真的學習、討論，解決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