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黨全國貫徹落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必須解決一係列思想問題、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為此，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於1979年初在北京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
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理論、宣傳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重點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後的理論工作，繼續掃清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研究和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理論工作務虛會前一階段的會議，著重總結粉碎“四人幫”兩年來理論、宣傳方麵的基本經驗教訓，研究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後理論、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
與會同誌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和思想僵化現象進行了尖銳批評，對多年來被歪曲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例如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些提法、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等等，進行了深入討論。
會上，對於一係列人們關注的理論問題，進行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理論工作務虛會後一階段的會議由中共中央主持召開。
3月30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鄧小平強調，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第一，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逐一分析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鄭重指出：“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性文獻。隨後，在全體共產黨員、全體共青團員、全軍指戰員，各機關、企業和事業的全體職工，大中學校的師生員工和農村生產大隊以上幹部中進行了認真傳達，並采取各種不同方法組織學習討論。
理論務虛會後，一些地區和部門進行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並且有領導地逐步把端正思想路線深入到基層。這樣，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指引下，按照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把解放思想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統一起來的講話精神，思想理論工作不斷向前發展。
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轉折為起點，中國共產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和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廣大幹部和群眾從“十年內亂”中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
根據全黨全國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要求，中共中央作出一係列重要決策，認真地解決國內政治生活中長期遺留下來的一係列重大問題：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考慮到我國農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實現農業集體化以後，地主、富農分子已經經過了20多年乃至30年的勞動改造，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因此，除極少數仍然堅持反動立場者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級人民政府批準，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按照這個決定，絕大多數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被摘掉了帽子，調動了他們勞動生產的積極性。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這一期間，逐步落實了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僑務政策、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等等。這一係列工作，妥善解決了大量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促進了全國安定團結局麵的發展，調動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和熱烈擁護。
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而且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毛澤東認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
1976年春天，由於江青集團掀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判鄧小平，影射周恩來，引起天怒人怨。於是，廣大人民群眾在清明節前後，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紀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聲討江青集團的群眾運動——“四五運動”。這場震撼全國人民心靈的自發的具有廣泛參與性的群眾運動，從北京天安門廣場一直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小城市。最後遭到“四人幫”的嚴厲鎮壓。這就是天安門事件的來龍去脈。
粉碎江青集團後，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把顛倒了的曆史再顛倒過來。
鄧小平較早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問題。早在粉碎江青集團剛剛七個多月的時候，鄧小平就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
當時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很快就能夠得到平反。因為人民群眾在天安門事件中的主要矛頭就是對著“四人幫”、聲討“四人幫”、反對“四人幫”的。現在，“四人幫”終於被粉碎了，順理成章，天安門事件也就可以平反了。
然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為此，人民日報社專門整理材料，撰寫出《“四人幫”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的陰謀活動》的專題報告，報送中共中央。
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耿飆看到這份材料後，高興地說，天安門事件可以平反了。
但是，粉碎“四人幫”一年多過去了，人民日報社報送上去的這份材料卻猶如石沉大海。盡管中央已經采取措施解決了天安門事件中的一些問題，許多無辜被捕者得到釋放和平反，但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卻沒有改變，因而平反是不徹底的，不少地方有關這方麵的人和事的平反，都留有“尾巴”。
1978年2月8日，全國政協文化組開會，來自人民日報社的全國政協委員餘煥春在會上發言，籲請政協委員們為平反天安門事件努力。這一呼籲，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這一不尋常的舉動，很快就被報告到了上麵。幾天後，出了麻煩。
有一天，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從外麵開會回來，神情嚴肅地要看餘煥春在全國政協文化組會上的發言稿。看後，他什麼都沒有透露，隻是說：“你的發言沒有問題，如果有人來向你調查，不管是誰，你都如實相告。”這使餘煥春甚感詫異，並預感到問題嚴重，但又不便多問。
一個多月後，全國政協文化組組長周揚在一次例會上說：政協是廣開言路的場所，是政協委員，就有權利在會上說話，對與不對，都可以向上反映。領導者的責任是擇其善而從之，用不著對不順耳的話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