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堅持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實事求是，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向著現代化的方向前進。同時，按照馬克思主義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學說，科學地對待領袖人物，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中國的這些新的變化，也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各種各樣的猜測、議論出現在反映著不同觀點的外國報刊上。
為了向全世界說明中國共產黨評價革命領袖和新時期若幹重大問題的原則、立場，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卓越政治智慧的鄧小平采取了一個特殊的方式——通過世界上的著名記者傳播中國的政治主張。
當時，意大利有一位享譽全球的著名女記者、女作家——奧利亞娜·法拉奇。她是《紐約時報》、《泰晤士報》、《晚郵報》、《生活》周刊等國際性報刊的撰稿人，同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任教。
法拉奇以采訪世界政壇名人聞名於世，采訪過基辛格、勃蘭特、南尼、蘇亞雷斯、侯賽因、亞馬尼、霍梅尼、卡紮菲、阿拉法特和瓦文薩等著名政治人物。曾獲聖文森特新聞獎等，並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法拉奇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變化十分關注，對中國新時期采取的一係列重大舉措非常重視，對采訪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具有濃厚興趣。
1980年初，法拉奇向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提出采訪鄧小平的申請。
中國大使館立即將這一申請報告中國外交部。最初，外交部比較猶豫。
當時的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錢其琛回憶說：
法拉奇以善於抓時機采訪國際政壇風雲人物聞名於世。她走筆天下，曾采訪過20多位國家元首和政要，閱曆豐富，又有很強的個性，被認為是一個很難對付的記者。
她專門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采訪對象。一旦確定，事先總要進行充分準備，查閱大量有關資料，準備提出的問題。
她提的問題往往十分尖銳，也可以說是刁鑽刻薄，有時簡直是挑釁性的。基辛格博士接受過她的采訪，對她的印象頗為不佳。
對這樣一位記者要求采訪鄧小平同誌，我們是很猶豫的，開始並未馬上同意她來采訪。
當年9月意大利總統佩爾蒂尼應邀訪華，意大利方麵也推薦法拉奇來華，更增加了她申請采訪的理由。她說，先來采訪鄧小平先生，並像往常一樣向全世界發表鄧的講話，有助於意大利總統訪華的成功。
經過有關方麵研究，中國外交部批準了法拉奇的采訪申請，並由外交部新聞司組織安排具體事宜。
同意法拉奇采訪申請的重要原因，是鄧小平確實有話要說。
當時，正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一年多時間，全黨全國人民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加快現代化建設，已經初見成效。
然而，在不少重大問題上黨內外的思想還有待統一，國外還存在著許多疑問，特別是對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央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征求意見稿）》，在一定範圍內組織了反複討論，認識尚未完全統一。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法拉奇。
法拉奇采訪鄧小平之前，經過了長時間精心準備。而鄧小平也正要通過她的筆向國際社會闡述對若幹國內外重大問題的思想、觀點。顯而易見，這是一場著名政治家與著名記者的高水平對話。
於是，以法拉奇提出的國際國內最關注的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為開端，一場展示一位國際著名的政治家政治智慧、敏捷思維和思想風采，高潮迭起、妙語連珠的采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開始了：
法拉奇：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鄧小平：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麵，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
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你知道，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麵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它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誌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
但是，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
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製、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製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製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誌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
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致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
法拉奇：你說在後一段時期毛主席身體不好，但劉少奇被捕入獄以及死在獄中時，毛主席身體並不壞。過去還有其他錯誤，“大躍進”難道不是錯誤？照搬蘇聯的模式難道不是錯誤？對過去這段錯誤要追溯至何時？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幹什麼？
鄧小平：錯誤是從50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
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於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1962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誌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