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山姆來參加第四次會談時，她戴著耳機。我向她解釋道，為了在會談結束時我能夠在表格上簽字以表明她參加了本次會談，她不可以聽音樂。她歎了口氣，表示同意，做了一個關掉隨身聽的動作，坐了下來，但仍然戴著耳機。我懷疑她是否真的關掉了隨身聽，但在某種程度上，我相信這個精神飽滿的年輕女士沒有必要對我撒謊。而且，我認為進一步與她對抗的風險太大，會導致狀況不能取得進展。但是，這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因為當我坐在那裏受挫地沉默著時，她或許正在音樂的世界裏享受著。
然而，我沒什麼可擔心的，因為山姆很快就向我解釋道，其實在聽音樂時她並沒有感到多麼快樂。她怎麼會這麼清楚這一點呢？她開始陷入睡眠狀態。我堅持說，為了這次會談算數，她必須保持清醒。她再一次勉強地同意了，睜開了她的眼睛，但很快又困了。在接下來的會談中，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來把她喚回到意識清醒的狀態，每隔幾分鍾就需要做一次。我甚至想知道，這是否就是我花費了5年時間讀研究生所學到的東西。這個孩子出現了什麼問題？對於這樣一個明顯感到痛苦而且需要幫助的年輕女士而言，我甚至不能找到一條和她進行溝通的途徑，我這是怎麼了？把自己的人生奉獻給那些甚至不想得到我們幫助的人，我是不是太傻了？
我最終認識到，認為山姆的行為與她的大腦發育有關，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將要討論的這個大腦發育與我所認為的是不一樣的。她的行為也並不是任何大腦發育不良的反應。恰恰相反，我最終從山姆的案例中明白了，有些像山姆這樣的青少年，似乎會被認為是大腦發育的原因。這種情況在跨時間跨文化的背景下普遍存在著。的確，我們甚至能在年輕的靈長類動物中看到這一現象，從年輕的美洲獅到年輕的黑猩猩。其實，這是一種對獨立、自我指導和自主性的驅力，努力融入成年人群體，而且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進化論的構想，能夠推動他們向前發展。我們忽視這種力量是存在風險的，我差一點誤解了山姆的自主性驅力的作用，而且差一點就放棄了她。但幸運的是，她沒有讓我放棄她。找到應對這種自主性挑戰的方法，最終成為幫助山姆的關鍵。
“不是你的錯。”這是山姆最早對我說的幾個字，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裏，每次沉默的會談之後她都會這麼說。每當山姆走出門的時候，我都不得不再次確認自己的傾聽方式是否正確。
這一次，已經達到了我的爆發點，在會談中，我是這麼跟山姆說的。“聽著，山姆。我不能確定你為什麼不說話，我真的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哪怕是一點點，我知道無論如何你都要來到這裏。但是，如果你不願意說話，我自然不會知道你的想法，甚至也無法讓你信任我。那麼，我也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回顧這些事情，山姆很明顯地感覺到有點對不住我。當然，作為一名年輕的沒有太多經驗的臨床醫學家，我已經陷入了一種無奈。但是，具有諷刺性的是，我的無奈恰恰為山姆提供了她所需要的東西：一個展示其自主性、走出接受者角色的機會。山姆幫助我拋棄那種談話方式，我們兩個都知道這件事情。
我更加迫切地期待下一次會談，山姆很快就來了。
“那些是我的檔案嗎？”她指著我辦公桌上的那張大圖表說道，這張表上填滿了來自她許多個住所的報告。“是的。”我遲疑地回答。“我能看看它們嗎？”
這個問題真的是一個挑戰，接下來的很多問題同樣如此。每一個挑戰都直接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我是否願意對她另眼相看而不是把她當作一個古怪的小孩，讓她能夠對我們的互動有一些控製？
最後，我讓山姆閱讀了她的資料，從法律上講，她有權利知道這幾個月以來的資料。但是，我堅持要和她一起閱讀，每次閱讀幾頁，並且討論資料裏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