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這一理論支撐點，我們可以說，“春晚”存在的理由，就是為“中華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搭建了一個“心理事實”的虛擬化平台。人們欣賞春晚，除了一般的審美原因之外，還有更深一層、更隱蔽的潛在心理需求：即尋找歸屬和認同，在“春晚”中感受自己作為“中華民族”這大家庭成員之一的真實的生命感受，在歌舞、小品等這些文藝形式中感受到一種民族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這也正是為什麼“年年難辦年年辦，年年不滿年年看”這種“春晚情結悖論”現象存在的理由。“春晚”所表現的各類語言符號，正是聯結“中華民族”這一“想象中的共同體”的紐帶。恰如安德森所說：“關於語言，最重要之處在於它能夠產生想象的共同體，能夠建造事實上的特殊的裙帶。”（《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p.125）正是由於“春晚”，中華民族這一“想象的存在”，變成了一種“事實的存在”，一種以歌舞、小品、曲藝節目等形式出現的實實在在的存在，清晰可見。“春晚”是一種特殊的傳播現象，據統計，2004年全國約有5億多觀眾同步收看了春晚。安德森在談到報紙作為聯結民族這一“想象的共同體”的媒介時說：
我們知道，特定的早報和晚報絕大多數將會在這一刻和另一刻之間，隻在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費掉。這個群眾儀式的意義——根據黑格爾的觀察，報紙是現代人晨間祈禱的代用品……每一位聖餐禮的參與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儀式在同一時間正被數以千計（或數以百萬計）他雖然完全不認識，卻確信他們存在的其他人同樣進行著。更有甚者，這個儀式在整個時曆中不斷地以每隔一天或半天就重複一次。我們還能構想出什麼比這個更生動的世俗的、依曆史來記時的、想象的共同體的形象呢？與此同時，報紙的讀者們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也同樣在地鐵、理發廳或者鄰居處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象的世界就植根於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見。就和《社會之癌》的情形一樣，虛構靜靜而持續地滲透到現實之中，創造出人們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而這就是現代民族的正字商標。
與報紙這種傳播方式同理，5億之多的觀眾在同一時間收看同一節目的壯觀景象，就是“想象的共同體”進行表演的最佳舞台。實際上，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所謂“想象的共同體”涉及的是民族或群體心理學的問題。所謂民族心理或群體心理，是社會心理學建立之初研究的主要對象。19世紀，直接為社會心理學的產生做了理論和方法上準備的，是兩個歐洲的學術群體：德國民族心理學和法國群體心理學。
著名德國心理學家馮特曾把“民族心”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用20年的時間，寫成十卷本《民族心理學》，在馮特筆下，個體心理學是研究“民族心”這種集合精神的基礎，與個體心理構成要素想象、感情、意欲相對應，“民族心”構成要素是語言、神話、習慣，民族心理學即是對語言、神話、習慣發生、發展原理的研究。其後，法國群體心理學家迪爾凱姆（B.Durkheim，1858～1917年）提出，在社會心理中，存在著一種“集合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這個概念是指群體所共有的經驗或體驗在想象和記憶中再現為社會事象，換言之，是群體共有的社會生活或經驗的心理象征。他認為，表象有兩類，即構成“個人心”的表象和構成“集合心”的表象，後者集合表象是前者個人表象的複合物，而個人表象是感覺的化合物；集合表象是集合性作用的產物。一經產生，即是社會事實、社會心，是許多精神相互作用的產物，而非由單一個人所能產生的。進一步說，集合表象是無數人觀念、情操等聯合、統一和結合的結果，它儲存著數世代的知識和經驗，因此，它比個人表象更豐富，更複雜。
當然，在此方麵成績斐然的是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G.Jung），他創造性地發展了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說法。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與個人無意識不同，它的存在並不取決於個人後天的經驗。集體無意識是一個儲藏所，它儲藏著所有那些通常被榮格稱之為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潛在的意象。這些意象是人從他的前輩那兒繼承了的。這種意象的繼承並不意味著一個人可以有意識地回憶或擁有他的祖先所曾擁有過的那些意象，而是說，它們是一些先天傾向或潛在的可能性，即采取與自己的祖先同樣的方式來把握世界和做出反應。簡單來說，集體無意識實際上是人類文化通過一代代人遺傳而形成的、在群體生活的深層起作用的無意識現象，它和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分不開。榮格認為，從個體出生的那一天，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就給個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套預先形成的模式，而後天經曆和體驗的東西越多，所有那些潛在意象得以顯現的機會也就越多。教育和學習越豐富，也就越容易使集體無意識在各個方麵得以個性化。恰如一首歌所唱道：